月份: 2021 年 4 月

吳秋北

2021.4.28

今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別具意義。為甚麼？大國博弈，國際關係波譎雲詭，美國謊稱新疆有「強迫勞動」，打人權牌抹黑中國，實為美國新的對華攻勢。其實「強迫勞動」切實存在於百多年前19世紀的歐美國家。當時資本家透過不斷增加勞動時間和工作強度來剝削工人，工人每日要工作14小時以上，甚至長達18小時。在1866年，國際工人聯合會在日內瓦會議提出8小時工作的口號。到20年後的1886年5月1日，美國芝加哥市中心發生35萬人大罷工，要求改善待遇，實行8小時工作制。當時的芝加哥政府派員警鎮壓罷工，到同年5月4日釀成了歷史著名的「乾草市場屠殺」！原本的和平示威，演變成炸彈爆炸，加上警方開槍，最終導致7名警員以及至少4名民眾死亡。最終，8名無政府主義者被判共謀罪，7人判處死刑（其中4位被絞死），一人判15年徒刑。然而，在8人的審訊過程中，證據顯示只有1人有可能製造炸彈，但受審的所有被告都獲證明沒有投擲炸彈，當中5人更根本沒有在工運現場。美國這個才是真真正正的迫害，才是赤裸裸的冤案！

事實上在封建的舊中國，地主所加於長工的，同樣是充滿壓迫與剝削的不平等勞動關係，這始終是造成階級對立的主要矛盾。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由封建社會淪為半殖民半封建社會，壓迫與剝削則從民族內部矛盾，上升為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之間的矛盾。從此，頑強不屈的中國人民，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開始了漫長而艱苦卓絕的反帝反封建鬥爭。百餘年來，中國人民從未放棄民族復興的理想。中共革命的勝利是無產階級的勝利，新中國的成立是中國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歷史里程碑。所以毛主席說「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既是指勝利擊退西方列強侵略中華民族，也是意味著飽受封建主義壓迫的廣大中國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的翻身。

世界普遍認可8小時標準工時，工聯會冀政府促成勞資雙贏

勞動者，始終是世界人口的主體。勞動權益關乎千家萬戶，也反映出不同社會形態的實質。今天，8小時工作的觀念相對普及，我們要感謝受迫害的工人先烈的爭取和付出，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8小時生活，正是五一勞動節的初心。但工時過長的問題，依然是很多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固疾。內地在1952年已有8小時至10小時工作制的安排，到1994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便規定了「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週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工時制度」。近期，有媒體便報道，美國高盛初級分析師的工作調查顯示，他們的每週工作時數高達95小時，每晚睡5小時，更被過度監視，已到「不人道」和「虐待」的程度。西方又有沒有因為高盛的「強迫勞動」而制裁高盛？美國至今未有把勞動節設在5月1日，不肯正視過往醜行，是對勞動者的蔑視與不公！自身劣績斑斑，還好意思捏造別人「強迫勞動」，還有資格提「政治犯」，世上之無恥和虛偽莫此為甚！

香港一直位處長工時地區前列。在近期美國手機保安技術公司Kisi發表的《2020年工作與生活平衡城市》排行榜中，香港成為「全球最過勞城市」，並在「最佳工作與生活平衡的城市」排名尾六。多年來，工聯會始終堅持爭取立法訂立標準工時。因為我們相信，工作與生活需要平衡，人活著不單只是為了工作和糊口，更要有時間去陪伴家人和發展自己的潛能天賦。人除了工作和睡眠，還需要有適量的休閒，讓身心得以健康發展。僱員身心健康，生產力更高，其實對勞資雙方都有利。而能夠促成這種雙贏局面的只有政府。

政府高官對失業之痛隔岸觀火，對勞資採取雙標，有違公義

在如今疫情下，如何處理好勞資關係更為重要，互相體諒包容，是渡過難關的關鍵。現時就業市場環境惡劣，風高浪急，最新失業率雖輕微回落0.4%，但仍處於6.8%的歷史高位，失業人口近26萬人，就業不足人數接近15萬人。財政司司長表示，「我們必須盡快令本地疫情完全受控，才能恢復與內地及國際間的商務和旅客往返，否則就業市場將難以全面改善」。疫情不是財政司司長控制和負責，這個說法是否屬於另類推卸責任？司長是否仍打算守株待兔、被動思維等待疫情受控自行解決就業市場問題和工人的困境？如果是要等疫情受控，那為何要用公帑高薪聘請財政司司長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來等？疫情反覆，司長和局長的責任，就是讓僱員在反覆的疫情下有相對穩定的工作和收入，而不是等時間讓疫情過去。基層失業工友有條件等嗎？有資源等嗎？去年10月14日，香港與新加坡達成「旅遊氣泡」協議，至今等了六個月，效果仍是未知數。事實上，很多旅遊業界的工友，早就是超過一年零收入，以政府施政邏輯，再過一年，也還是要等工友自求多福！這政府哪來的定力！基層工友並非貪圖政府福利，而是要一份有尊嚴、能用雙手養活自己和家人的工作。就是這樣簡單且卑微的要求，過分嗎？以勞福局長之聰明才智，就是不用在失業工友身上，真是其心何鐵，其意如石！只動嘴皮說「對這四十萬打工仔而言，痛感仍強烈」，司長和局長無異在隔岸觀火！

政府需要主動為基層工友解決困難，特別是在救失業保就業方面。政府在疫情之初推出的「保就業」計劃，市民工友難以受益，怨聲載道，肥了商界則非常明顯。類似計劃漏洞百出，更有部分人士詐騙計劃援助，智商超群的勞福局局長怎就沒能排除漏洞？而為工友做的一些臨時支援政策，卻又諸多推搪，深怕多花了一分錢在工友身上。政府對商界寬厚卻對勞工涼薄，這明顯的「雙標」更突顯社會的不公義！

精英壟斷大灣區發展機遇加劇社會撕裂，智慧社會要共享共贏「人人有機會」

另一方面，政府鼓勵港青年投身粵港澳大灣區。然而，政府推出的政策，多以高端產業為目標，並無協助基層工友融入整個灣區。「上流精英」從來不缺機會，大灣區內各省、各市、各企業都有各類引進人才的計劃，根本無需政府特別費心。反觀香港的文化、娛樂、美容和餐飲等行業，有不少人才適合到內地開拓和發展自己的事業，他們更需要政府的協助以打進內地市場。如果政府施政貪圖順水推舟，取巧畏難，將發展機遇壟斷在金字塔尖的精英手中，無疑是在加劇社會撕裂。工聯會在新時代工運論述中倡導「人人有機會」的智慧社會，重點就包括機遇共享，共建的前提是機遇共享，機遇屬於有準備、有能力的人，而政府在頂層設計中，要涵蓋人才、人力的培養和扶持。如此才能實現科學可持續的共榮，才是全社會各層級的共贏。

五一國際勞動節，是紀念公義必勝的節日，是警示全社會守護勞工權益，尊重勞動尊嚴的節日。勞動者作為社會建設的基石砥柱，往往因為資源分配不公淪為弱勢底層，社會對勞工權益的關注重視，是對人權、公義、民主、自由的最好詮釋。工聯會在新時代工運事業中會一如既往履行工會職責，為打工仔爭權益，捍衛勞動尊嚴。通過更為全面、多層面的參與管治，為民發聲。將政府傾斜了的施政的天平拉回來。工會的力量永遠來自工友群眾，我們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不斷壯大，成為不可忽視的群體，共同守護權益，彰顯公義，把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吳秋北

2021.4.26

（列席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與委員長座談會上的發言要點）

新時代，人大代表如何更好履職？

先談「雲互動」。

人大代表聽取民意是依法履職的重要部分。新時代人大代表的工作要善用新媒體、新科技、新平臺與群眾互動。不僅要聽，還要及時互動，宣講。習主席多次要求領導幹們要增強同媒體打交道的能力，善於運用媒體宣講政策主張、瞭解社情民意、發現矛盾問題、引導社會情緒、動員人民群眾、推動實際工作。我想，這對人大代表的工作也極具指導意義。

我建議要在各種媒體平臺推廣人大代表與群眾的恒常互動機制。比如兩會期間的「代表通道」，與媒體有一個互動，這種形式或許可以通過「雲互動」推廣到平時的工作中，不僅和媒體互動，更要通過媒體和市民、網友互動。這樣就實現了人民代表來自人民，回歸到人民的的初心。

又例如我們的全國人大官方微博，除了定期發放一些人大有關的資訊，其實也可以有一些直播、互動的環節。讓人大履職這件事更生動。

再談突破人大在港履職禁區。

近年來香港局勢令人關注，2019年的暴亂嚴重，港區人大代表因而近年來更主動地在各類媒體社交平臺上發聲。以往港區人大並不是特別活躍在市民的視野中。但是香港暴亂體現出來輿論鬥爭的重要性，讓我們意識到，要積極發聲，掌握話語權。當然首先要提高自己的業務能力，包括知識水準，文化內涵，對民生、時事、社會脈搏、民意動向的掌握。先保證不要說錯話，然後才能敢於說話。另一方面，也要通過持之以恆地學習黨中央的各類檔，學習新發展理念等等，有了理論支撐，加上堅定的立場，才能在和群眾、甚至和敵人的交鋒中，言之有物、擲地有聲。

回歸以來，港區人大雖然以不同的頭銜、身份活躍在各類社會事務中，但是往往有意識弱化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小心翼翼，惟恐干預了「一國兩制」。事實上這種自我設限並不利於「一國兩制」偉大事業的實踐。在十九屆四中全會上，中央作出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重要決定，其中自然應該包括完善港區人大代表在港履職機制，例如在港調研、視察、監督和執法檢查等。這是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的重要體現，是「愛國者治港」原則的有力落實。同時對增強中央與香港的雙向互動，必然發揮積極正面的成效。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市民主動找到人大代表表達心聲和訴求，希望向中央轉達。這是群眾的認可與要求，港區人大就要擺正位置，堂堂正正在香港履職，依法行使全國人民賦予的權利，擔當起實踐「一國兩制」的時代使命。所以，在新時代、以及「一國兩制」新階段下，我們要主動打破港區人大代表在港履職的禁區。

新媒體、雲互動，是一種被群眾廣泛接受及使用的交流方式，我們新時代的宣講工作，就要善用這些新科技，也要提高宣講效率，提升履職效果；我們也要拓寬人大履職在香港的工作領域。拓展港區人大代表的履職空間非常重要，有利於捍衛「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化被動為主動。

文/吳秋北

2021年4月16日

夫素秋肅煞，勁草標於疾風；叔世艱虞，忠臣彰於赴難。

——唐.《皇甫誕碑》

2019香港暴亂對香港整體衝擊破壞嚴重，包括對公務員群體和制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嚴峻，加上新冠疫情，我們的治港主體——公務員——是否有管治香港的效能，是否適應一國兩制實踐中所遇到困難和挑戰；在政治、社會危機下，有顯示出捍衛一國兩制的意志嗎？這些疑問尤其突出！我在「新時代工運論述」中曾提及要推動政府作公務員隊伍的改革，在「一國兩制」進入新階段下已是事在必行。

「連儂牆署長」逆市升職，數據顯示無過錯

不久前，「連儂牆署長」晉升常秘事件引起一片嘩然。在2019年暴亂中，連儂牆是反動文宣重要平台，內容充斥著對政府、警察、特首、主要官員，包括國家領導人在內的各種抹黑、詛咒、起底。也是其宣傳、動員非法集會，煽動暴力、違法行為的重要工具。各區都設有連儂牆，噴漆、單張更是隨處可見。與黃媒黑記、網絡文宣形成呼應，因連儂墻引起的暴力衝突、流血事件也屢有發生。整體社會氣氛籠罩在黑暴陰霾之中，實際上是對民眾進行無死角、不間斷地灌輸反動思想。

然而，政府公布涉及連儂牆的1600宗投訴，只有98宗進行全面調查，但結果是全部不成立。申訴專員對此的解釋，從行政角度去調查，通過各局提供的數據顯示，並沒有構成行政失當。所以，即便不符合公眾期望，投訴也不能成立。以此邏輯，即便疫情再嚴重，相關官員的工作成效再怎樣不符合公眾要求，只要從行政的角度去判斷，數據上未構成行政失當，就可以升職加薪。這些精英公務員口口聲聲服務香港人，恐怕實際所指不過是一些指引條文，行政程序，至於民間疾苦、公眾期望，那又如何！香港公務員問題何在，據此便能一葉知秋。

行政程序大過天，民心向背棄一邊

香港有近18萬公務員，《基本法》規定向特首負責。然而實際上，分管各司各局的主要問責官員不過20幾人，對於公務員而言，這些「老細」都是「空降」，合作短短幾年，可能面都見不到幾次，如何建設團隊意識和責任擔當？坊間民調氾濫，針對特首、問責官員居多，然而政府施政成效靠的是公務員團隊去落實。《公務員守則》引言就開門見山，公務員隊伍要協助在任行政長官及政府制定、解釋和執行政策；執行各項行政事務。然而我們見到的卻是公務員團隊對管治班子的隔岸觀火、袖手旁觀，甚至落井下石。主要政治問責官員不要說動不了公務員半根毫毛，更遑論評核其表現了。鐵打的公務員隊伍，流水的特首高官。向特首負責是規定，向AO政務官負責才是現實。哪個公務員不對此心領神會！所謂的民望反映在政府官員身上無可厚非，然而公務員團隊是否與首長同心同德，共同承擔施政效果，這已不是效忠國家的問題，而是最基本的職業操守。這不就是「政治中立」的神秘！

「政治中立」近年來被上升到政治立場、大是大非的層面，實有意識形態至上態勢，被反中亂港分子用來對抗效忠的幌子，甚或作為明哲保身、不作為的藉口。實在「政治中立」指的是作為公務員團隊中一員，有保留個人意見的權利，但前提是堅決服從最終決定的執行力，並且不可因異見而怠慢。若做不到，何嘗不是一種行政失當？進一步講，「政治中立」反而不適用於大是大非問題，特首及問責高官故然要講政治，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這些都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公務員團隊應有的基本特質、應有之義，這政治能不講嗎？還可以「政治中立」嗎？

「隱形首長團」規管欠奉，怠政懶政形成制度性腐敗

正常情況下，公務員的「政治中立」，所指的是公務員必須忠誠地提供服務，不因個人的政見所左右，而政治判斷則交由問責官員處理。當問責官員確立了政治判斷時，公務員便要盡忠落實這個判斷。《公務員守則》4.2項：「個別決策局、部門和辦事處可由主管定明本身的使命與信念；這些使命與信念須符合《公務員守則》。」那麼，誰才是公務員團隊真正的領導者，這部分人的信念是否與一國兩制治理體系相適應？在「政治中立」下是否能夠貫徹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正確理解、行使特區高度自治權？然則其重要性並不亞於特首、高官、立法會。行政主導的本質是公務員團隊的全力配合，盡職盡責，所以公務員團隊的愛國信念與責任擔當是「愛國者治港」原則下的改革重點。只問行政指引和程序，不問施政成效，如此官僚主義，必然導致官員不作為，怠政懶政必然形成制度性腐敗。人們便時常聽聞有不作為的官員，為免其「阻住地球轉」，反被升職的荒謬事。那麼就要從制度上嚴格把關，將陽奉陰違、暗度陳倉的人排除在制度之外；要以德才兼備原則，任人唯賢，建設一支具備國家觀念，適應新時期一國兩制要求，高效高能，積極作為，勇於擔當的公務員隊伍。建設香港只有一個方向，就是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這就是公務員不容置疑的共同信念和追求。

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寸丹心唯報國」、「為官避事平生恥」、「上下同欲者勝」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7年視察香港時，曾以三句金句相贈新一屆領導班子。分別是「一寸丹心唯報國」、「為官避事平生恥」、「上下同欲者勝」。習主席強調，香港是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作為政權機構的主要成員，都要有國家觀念，在開展政務活動或處理有關問題的過程中，要善於站在國家的高度來觀察和思考問題，自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履行自己對國家的責任。同時，「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創舉，香港社會政治環境又十分複雜，在香港當官，不是一件輕鬆舒適的事情。在全面貫徹、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務實解決經濟民生方面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困難、加強青少年對國家歷史文化教育、依法遏制「港獨」活動、維護香港社會大局穩定，都需要大家迎難而上、積極作為，有的時候還要頂住壓力、保持定力。除此之外，團隊精神必不可少，特別是特區政府管治團隊是一個整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勉勵大家要全面落實和完善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處理好行政立法關係，真正做到「議而有決、決而有行」，確保政府依法施政的順暢高效。此一番話對象不僅是政府高官，更是政府高官領導下的行政隊伍。如果公務員人人以此自省自勉，又何愁團隊缺乏向心力與凝聚力。

事實上，中央對香港的公務員隊伍是信任有餘，要求不足。通過《基本法》內有關公務人員的相關條例可見，在特區政府成立後，最大限度的沿用殖民政府管理辦法，包括公務人員的招聘、僱用、考核、紀律、培訓和管理的制度（第一百零三條）。最大程度的任用特區成立前政府各部門，包括警察部門任職的公務人員，其年資予以保留，薪金、津貼、福利待遇和服務條件不低於原標準（第一百條）。以及最大範圍的包容國際人士參與香港管治，除司、局級以及幾大紀律部隊長官等職位必須由無外國居留權的特區永居的中國公民擔任外，其他政府人員均可任用原港英政府就職人員，並且不限制新受聘者為英籍香港永居和其他外籍身份（第一百零一條）。反觀對政府人員忠誠度的要求，只有一句：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考核、審查、監管、懲治等辦法一律欠奉。

公務員舊制難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香港回歸至今，沿用港英政府公務員管理辦法，從實際效果來看，顯然已經不合時宜。問題出在哪裡？首先要理解殖民政府在70年代啟動「行政吸納政治」策略的用意，其背後的佈局和考量甚為複雜，涉及英國本國的政治環境，以及外交策略，更重要的是為之後的主權移交做鋪排。表面上對於在1967年以前根本無權參與政府管治的華人而言，此舉成為收買民心、體現民主的「恩賜」。據統計，1950年代，香港47名政務官中只有一位華裔政務官。1966年146個政府高層職位中，24個職位由本地人士擔任。1977年時，首長級別的337名政務官中，本港人士佔到42.1%，有142人；1981年時，升至258名本地人士擔任高級政務官，增幅為81%。從數據上看，殖民政府吸納本地華人，釋放了權力。然而他們並沒有培養本地華人成為高級政治精英的誠意，事實上，基於英國國家安全考慮，重要職位仍由英國人擔任，本地華人若要晉升到首長級官員或者部門主管時，需要接受港英政府的「保安審查」。為了避免華人官員接觸政府核心文檔，更將高級官員分為兩部分，並規定一部分必須由英國人出任，另一部分應該和應當由英國人出任才合適。並且提高重要檔案的閱讀權限，以避免華人官員危害英國國家安全。顯然，港英政府徹頭徹尾地實行「愛英國者治港」，那麼這套制度培養出的公務員，具有根深蒂固的「戀殖情結」也是理所當然。如果我們還指望這套「戀殖」的舊制度，可以做到「愛中國者治港」，那就是政治幼稚病入膏肓！

談到香港殖民歷史在政治上所遺留下來的種種問題，「居英權」必然是中央的隱痛。有人將其視為動盪之中的「保險機制」，我卻認為它是一塊位置尷尬、形狀醜陋、羞於示人的紋身，將民族屈辱刻在肉身，寫入靈魂。

1984年正式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其中明確香港人不會獲得英國的居留權。英政府1985年制定《1985年香港法案》，1987年開始向港人簽發不具居留權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1989年北京發生六四風波，香港媒體大量不實報導，製造「坦克和武力鎮壓」、「血洗天安門」的謊言，掩蓋顏色革命本質。製造港人對政治前景的擔憂，加劇對主權回歸的恐慌感。1990年，英國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在香港推出最高50000家庭額度的「居英權」計劃。計畫特別針對曾經從事敏感職位的政府公務員，以及對香港有貢獻、關乎香港前途的重要人士，並由港督主動邀請，計畫於1996年12月31日結束。到底有多少公務員獲得並且接受邀請，這自然是英國政府的機密，同時也是絕大多數申請人內心深處的難言之隱。

如《基本法》所列，特區政府幾乎對港英時期的公務員隊伍照單全收， 除一百零一條之外，對公務人員的國籍並無限制。1990年至1996年期間的政務主任級別以上的政務系公務員，獲邀申請「居英權」則是情理之中。當時移民潮洶湧，若是這批服務港英政府多年的「政治精英」在主權回歸後流失，必然是政府的遺憾。英政府批予這些忠於自己的港人精英逃往英國的特許，永不作廢，就此英國成為他們心底真正的依靠。誠然這是特定時期、特定政治背景、特定人群的「秘密」計畫，我無意譴責獲此甄選殊榮的特權階級。只是當這些昔日政務主任，今日常秘、首長們，面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莊嚴宣誓效忠時，懷揣著一個和英國政府之間的秘密，能否說服自己？能否令下屬、市民信服？

「去殖」須徹底，愛國愛港才是主流價值觀

時過境遷，公務員隊伍要有主人翁精神，要轉換思維，擔當建設香港的一份子。公務員不是政府的僱傭兵，而是落實政府政策最堅定的執行隊伍。港英時代推崇「政治中立」，目的是要讓公務員「政治空白」，純粹為英政府所制定的政策服務。時至今日，香港已回歸祖國，公務員可以名正言順地盡忠自己的國家。政府工不只是高薪厚祿，不只是精英標籤。公務員隊伍是社會風氣的縮影，是「一國兩制」方針的重要實踐者。社會需要思考，「港人治港」到底是戀殖港人治港還是愛中國港人治港，更有利於香港長遠發展和核心利益。部分「精英」港人常迷茫於身份認同，常困惑於英屬港人與中國人之間，到目前仍有人懷揣個BNO，就當自己是二等英人或高級華人！事實上即便是在殖民統治時期，一般香港人的國際公認身份也從來都是中國人。這迷茫實在是罔顧事實，庸人自擾。著名作家李敖曾經這樣評論台獨思想，對於「台灣人」的概念，不在於你自己是否認同，而是國際是否認同。如果世界上主要國家都不承認台灣獨立，那麼「台灣獨立」的自我認同，只是一個笑話。所以，世上就連假惺惺的大不列顛國都不擬把你當英人，你自動送上門不就是另一笑話嗎？！對於主權回歸後，有人將「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曲解成香港獨立的行政基礎、法律依據，更是荒謬至極。既然沿用舊制度做不到建設香港，服務港人，那麼去舊立新，時不我待。香港並無再耗下去的本錢。

文/吳秋北

2021年4月7日

房屋供應面臨斷層，造地不容繼續蹉跎。解決香港土地房屋問題迫在眉睫，政府官員與社會有識之士的辯論，持續多年此起彼伏。有呼籲填海造地；有提出香港不缺土地，缺的是策略規劃；有要求收回土地而加快覓地建屋；有提出倚靠「大板塊」土地而開發新發展區；有倡議灣區填海建香港城；有提議從廣東借地香港粵港聯手建屋；有呼籲濕地緩衝區放寬建屋密度；有要求加快覓地建過渡性房屋單位……來自北京的要處理香港房屋問題的訊息，最近無處不在，針對「地產霸權」的聲音也此起彼落。走進三月春天，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轟「地產霸權」的輿論，在土地與房屋的辯論中，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

三月二十八日，工聯會第三十八屆會員代表大會在創知中學舉行，總結工聯會過去三年的工作及展望未來發展。大會提出以「新時代，新工運，撐勞工，為基層，爭公義」為主題。香港輿論有一共識：近年，工聯會的理論闡述和思想碰撞，在香港建制派政黨和社團中，可謂獨樹一幟而格外亮眼。在會員代表大會上，「改革創新」成為主線，有輿論詳述香港面對的困局，又指「地產霸權」如何窒礙香港社會發展，促政府應透過多項政策釋放土地。房屋問題一直是香港頑疾，是打工仔沉重負擔，影響數十萬打工仔的基本生計，「新時代工運」對此要尋求破解之策。香港的土地房屋問題已因為資本勢力盤根錯節、政府暗中襄助，在市民心中積怨成疾，強調新工運就是要發動變革力量，督促政府提高土地儲備，打破資本定律，用地於民。

在會員代表大會前夕，工聯會會長、港區人大代表吳秋北接連在香港報章撰文，發表論述「新時代工運」系列的三篇長文：二月二十四日發表《香港的變與不變都不能反動》，二千五百字；三月三日發表《人人有機會的智慧社會》，三千三百字；三月二十四日發表《安得廣廈千萬間》，四千三百字。文章發表後，特別是劍指「地產霸權」的言論旋即引爆話題，支持者眾多，抨擊者也有。香港地產及建造界立法會議員石禮謙就奉勸吳秋北多了解現況，指房屋問題源於政府政策。他認為，吳秋北在文章裡批評政府將土地的使用、開發等權利放手給地產商，令土地價值只被極少數人佔有。石禮謙認為，現在已經沒有所謂的「地產霸權」，指吳秋北仍活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如果他要用『霸權』兩個字，土地控制者就是政府」，「僅僅指控地產商，只是『文革』式的批評，無法解決問題」。

三月二十五日，吳秋北在土瓜灣工聯會總部所在地接受《亞洲周刊》訪問。他說，他認爲香港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二零一九年暴亂之後，中央採取一系列措施改善香港的政治制度。中央對於香港的整體思路，在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就定下來了，香港《國安法》實施，愛國者治港，改善選舉制度……他說：「我相信，一系列的改變會陸續會來。至於一系列變革包括哪些？除了管治團隊健全建設之外，還有解決深層次矛盾，就是香港固有資本既得利益影響了整個香港的發展，要解決的重要一環就是土地和住房問題。整個利益集團所把控的不僅是香港的土地，還有整個香港的經濟命脈，令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失去以前活力，它沒辦法在現有基礎上找出新的增長點。現有利益不想變革，不求變革，這才是深層次矛盾，如果不改變，民衆看到香港的繁榮，但民衆分享不到繁榮的成果，這就會有越來越深重的民怨。」

二零一七年十月中共十九大開幕式上，國家主席習近平政治報告中提到房屋問題時說：「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管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制度，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二零二一年三月，分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在北京接見港區人大代表及特首林鄭月娥時說，住屋問題急需解決，控制樓價升幅和大幅增加房屋供應，早已是香港社會共識。韓正更批評特區政府和建制派，認為他們「以為自己過往做得不錯，可以沿用這種作風的話，那顯然是大錯特錯。」香港資深評論家黃麗君指出，「大錯特錯」是極嚴厲的批評，特首和建制派聽到了嗎？讓老百姓可以安居樂業的指導思想，相信是香港房屋策略的未來方向。從「房子不是用來炒的」這一主導思想來看，香港未來的土地和房屋政策可能也有翻天覆地的改變，到時誰要接招？是特區政府？是建制派？是地產商？拭目以待。

吳秋北提供了一系列數據。二零二零年香港房價是入息中位數的二十點七倍。一個普通家庭累積超過二十年以上的純收入才有可能買到一套住房，這在美國城市規劃諮詢機構Demographia歷年《全球房價負擔能力調查》報告中，連續十一年居於榜首。二零一一年香港房價的入息中位數倍數為十一點四，已是報告有史以來最難負擔地區。過去十年，除了二零一六年稍有回落以外，數字持續領先。租金增長遠超收入，過去十年，房屋租金增長二倍，香港整體工資率年均實質增長百分之一點五。香港人均居住面積只有十五點八平方米，遠低於上海的二十四點二平方米、新加坡的二十五點一平方米、深圳的二十七點九平方米。

吳秋北指出，「香港不是土地不足，而是住宅土地開發不足。深圳土地面積二千零五十平方公里，人口一千二百五十九萬（比例為人均一百六十三平方米）；而香港土地面積一千一百零六平方公里，人口七百四十五點一萬（比例為人均一百四十八平方米）。深圳的人均土地面積只是稍高於香港，但人均居住面積卻多香港七成五。僅僅一九七六年製定的《郊野公園條例》，郊野公園面積便佔了香港的四成土地面積，而當中七成半的郊野公園屬於受保護用地。香港如此大規模、大比例的郊野公園土地，全球實屬罕見，有多少是真有保育價值，有多少只是地產商打手為高地價政策服務而渲染出來的『假保育』？」「有珍貴頻危動植物的地方當然不能碰，但總不會佔到香港四成土地。事實上，只要當中能找到一成生態價值低的土地用來興建房屋，人均居住面積便可以翻一倍」。

吳秋北指出，現時香港用於私人住宅土地只有二十六平方公里，而用於公屋用地的則有十七平方公里，低密度的鄉郊居所竟佔去三十五平方公里。要讓香港普遍市民的居住面積增加一倍，不過就是多找四十三平方公里，包括私人住宅用地和 公屋用地的土地，佔整體土地也只是百分之三點八。但諷刺地，作為全球最發達城市的香港，農地竟也有五十平方公里，佔整體土地的百分之四點五。地產霸權打手和文宣用盡各種藉口，阻止住宅土地開發。現在有些人又說農地不能動了，因為要搞本地農業和糧食「自給自足」。說穿了，這不過是為「地產霸權」壓抑住宅供應的手段。

吳秋北認為，住宅土地供應不足，一地難求，價高者得，結果成了樓價指標，最終極為有限的「可用土地」悉數成為個別地產商的囊中物，裙帶資本主義成為香港主流經濟結構。根據《基本法》第一章第七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管理、使用、開發、出租或批給個人、法人或團體使用或開發，其收入全歸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支配。「所以說香港土地所謂的擁有權或者產權其根本只是使用權，政府接受中央賦權，代為管理。那麼可否將政府視為香港土地的地主？作為地主，將土地的使用、開發、收益，放手放權給地產商，由地產商完全根據其本身的利益進行市場化操作，導致土地產值為極少數人佔有，未能用於推動社會均衡發展，實現全民共享，政府作為向中央負責的『地主』，實在有失職之嫌」。

吳秋北認為，填海造地是相對長遠的，中短期可做的，首先應是合理利用現有土地中大片的閒置用地。他建議港府效法內地及澳門，立法打擊囤地。他指內地《土地管理法》禁止閒置耕地，而《房地產管理法》則規定開發商要在指定年期內動工，如兩年內未動工政府可無償收回土地使用權。吳秋北建議港府可在土地合約內訂明動工和銷售期限，逾時可徵收空稅甚至收回土地，亦可限制違規地產商競投新土地，以防止囤地及操控房屋供應。至於租務市場方面，吳秋北指有個別人士擁有多個以至大量物業，另有些人則沒有物業必須租屋，造成房東議價能力高、奇客議價能力低，大幅加租和迫遷問題嚴重。吳秋北倡議租金管制，指租金加幅不應高於住戶收入升幅，以壓抑租金佔收入比例。

吳秋北指出，社會持續發展是要動態平衡的。支持政府在發展建設中投入必要資源，維護香港生態環境。但對社會上一些因噎廢食的觀點無法認同。如若政府真有決心解決基層房屋問題，更應善用手上權力啟動《收回土地條例》作為釜底抽薪之策。他強調：「工聯會新時代工運主張政府做好自由市場的平衡者，因應市場變化調整政策，防範資本一味傾斜造成壟斷」。「多年來，香港的土地房屋問題已經因為資本勢力盤根錯節、政府暗中相助，在市民心中積怨成疾。破局並非無門，新工運就是要發動變革的力量，督促政府提高土地儲備，打破資本定律，用地於民」。

有輿論指，香港正面對重大變革，除了政制安排，還有房屋樓價問題。北京為特區政府和建制派打分，解決高樓價、缺居所的難題，必然是高踞榜首的評分題目。短、中、長期的土地房屋政策必有大修正，長期左右樓價、壟斷市場的地產商要應戰了。（江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