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秋北
2021年4月7日
房屋供應面臨斷層，造地不容繼續蹉跎。解決香港土地房屋問題迫在眉睫，政府官員與社會有識之士的辯論，持續多年此起彼伏。有呼籲填海造地；有提出香港不缺土地，缺的是策略規劃；有要求收回土地而加快覓地建屋；有提出倚靠「大板塊」土地而開發新發展區；有倡議灣區填海建香港城；有提議從廣東借地香港粵港聯手建屋；有呼籲濕地緩衝區放寬建屋密度；有要求加快覓地建過渡性房屋單位……來自北京的要處理香港房屋問題的訊息，最近無處不在，針對「地產霸權」的聲音也此起彼落。走進三月春天，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轟「地產霸權」的輿論，在土地與房屋的辯論中，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
三月二十八日，工聯會第三十八屆會員代表大會在創知中學舉行，總結工聯會過去三年的工作及展望未來發展。大會提出以「新時代，新工運，撐勞工，為基層，爭公義」為主題。香港輿論有一共識：近年，工聯會的理論闡述和思想碰撞，在香港建制派政黨和社團中，可謂獨樹一幟而格外亮眼。在會員代表大會上，「改革創新」成為主線，有輿論詳述香港面對的困局，又指「地產霸權」如何窒礙香港社會發展，促政府應透過多項政策釋放土地。房屋問題一直是香港頑疾，是打工仔沉重負擔，影響數十萬打工仔的基本生計，「新時代工運」對此要尋求破解之策。香港的土地房屋問題已因為資本勢力盤根錯節、政府暗中襄助，在市民心中積怨成疾，強調新工運就是要發動變革力量，督促政府提高土地儲備，打破資本定律，用地於民。
在會員代表大會前夕，工聯會會長、港區人大代表吳秋北接連在香港報章撰文，發表論述「新時代工運」系列的三篇長文：二月二十四日發表《香港的變與不變都不能反動》，二千五百字；三月三日發表《人人有機會的智慧社會》，三千三百字；三月二十四日發表《安得廣廈千萬間》，四千三百字。文章發表後，特別是劍指「地產霸權」的言論旋即引爆話題，支持者眾多，抨擊者也有。香港地產及建造界立法會議員石禮謙就奉勸吳秋北多了解現況，指房屋問題源於政府政策。他認為，吳秋北在文章裡批評政府將土地的使用、開發等權利放手給地產商，令土地價值只被極少數人佔有。石禮謙認為，現在已經沒有所謂的「地產霸權」，指吳秋北仍活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如果他要用『霸權』兩個字，土地控制者就是政府」，「僅僅指控地產商，只是『文革』式的批評，無法解決問題」。
三月二十五日，吳秋北在土瓜灣工聯會總部所在地接受《亞洲周刊》訪問。他說，他認爲香港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二零一九年暴亂之後，中央採取一系列措施改善香港的政治制度。中央對於香港的整體思路，在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就定下來了，香港《國安法》實施，愛國者治港，改善選舉制度……他說：「我相信，一系列的改變會陸續會來。至於一系列變革包括哪些？除了管治團隊健全建設之外，還有解決深層次矛盾，就是香港固有資本既得利益影響了整個香港的發展，要解決的重要一環就是土地和住房問題。整個利益集團所把控的不僅是香港的土地，還有整個香港的經濟命脈，令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失去以前活力，它沒辦法在現有基礎上找出新的增長點。現有利益不想變革，不求變革，這才是深層次矛盾，如果不改變，民衆看到香港的繁榮，但民衆分享不到繁榮的成果，這就會有越來越深重的民怨。」
二零一七年十月中共十九大開幕式上，國家主席習近平政治報告中提到房屋問題時說：「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管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制度，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二零二一年三月，分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在北京接見港區人大代表及特首林鄭月娥時說，住屋問題急需解決，控制樓價升幅和大幅增加房屋供應，早已是香港社會共識。韓正更批評特區政府和建制派，認為他們「以為自己過往做得不錯，可以沿用這種作風的話，那顯然是大錯特錯。」香港資深評論家黃麗君指出，「大錯特錯」是極嚴厲的批評，特首和建制派聽到了嗎？讓老百姓可以安居樂業的指導思想，相信是香港房屋策略的未來方向。從「房子不是用來炒的」這一主導思想來看，香港未來的土地和房屋政策可能也有翻天覆地的改變，到時誰要接招？是特區政府？是建制派？是地產商？拭目以待。
吳秋北提供了一系列數據。二零二零年香港房價是入息中位數的二十點七倍。一個普通家庭累積超過二十年以上的純收入才有可能買到一套住房，這在美國城市規劃諮詢機構Demographia歷年《全球房價負擔能力調查》報告中，連續十一年居於榜首。二零一一年香港房價的入息中位數倍數為十一點四，已是報告有史以來最難負擔地區。過去十年，除了二零一六年稍有回落以外，數字持續領先。租金增長遠超收入，過去十年，房屋租金增長二倍，香港整體工資率年均實質增長百分之一點五。香港人均居住面積只有十五點八平方米，遠低於上海的二十四點二平方米、新加坡的二十五點一平方米、深圳的二十七點九平方米。
吳秋北指出，「香港不是土地不足，而是住宅土地開發不足。深圳土地面積二千零五十平方公里，人口一千二百五十九萬（比例為人均一百六十三平方米）；而香港土地面積一千一百零六平方公里，人口七百四十五點一萬（比例為人均一百四十八平方米）。深圳的人均土地面積只是稍高於香港，但人均居住面積卻多香港七成五。僅僅一九七六年製定的《郊野公園條例》，郊野公園面積便佔了香港的四成土地面積，而當中七成半的郊野公園屬於受保護用地。香港如此大規模、大比例的郊野公園土地，全球實屬罕見，有多少是真有保育價值，有多少只是地產商打手為高地價政策服務而渲染出來的『假保育』？」「有珍貴頻危動植物的地方當然不能碰，但總不會佔到香港四成土地。事實上，只要當中能找到一成生態價值低的土地用來興建房屋，人均居住面積便可以翻一倍」。
吳秋北指出，現時香港用於私人住宅土地只有二十六平方公里，而用於公屋用地的則有十七平方公里，低密度的鄉郊居所竟佔去三十五平方公里。要讓香港普遍市民的居住面積增加一倍，不過就是多找四十三平方公里，包括私人住宅用地和 公屋用地的土地，佔整體土地也只是百分之三點八。但諷刺地，作為全球最發達城市的香港，農地竟也有五十平方公里，佔整體土地的百分之四點五。地產霸權打手和文宣用盡各種藉口，阻止住宅土地開發。現在有些人又說農地不能動了，因為要搞本地農業和糧食「自給自足」。說穿了，這不過是為「地產霸權」壓抑住宅供應的手段。
吳秋北認為，住宅土地供應不足，一地難求，價高者得，結果成了樓價指標，最終極為有限的「可用土地」悉數成為個別地產商的囊中物，裙帶資本主義成為香港主流經濟結構。根據《基本法》第一章第七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管理、使用、開發、出租或批給個人、法人或團體使用或開發，其收入全歸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支配。「所以說香港土地所謂的擁有權或者產權其根本只是使用權，政府接受中央賦權，代為管理。那麼可否將政府視為香港土地的地主？作為地主，將土地的使用、開發、收益，放手放權給地產商，由地產商完全根據其本身的利益進行市場化操作，導致土地產值為極少數人佔有，未能用於推動社會均衡發展，實現全民共享，政府作為向中央負責的『地主』，實在有失職之嫌」。
吳秋北認為，填海造地是相對長遠的，中短期可做的，首先應是合理利用現有土地中大片的閒置用地。他建議港府效法內地及澳門，立法打擊囤地。他指內地《土地管理法》禁止閒置耕地，而《房地產管理法》則規定開發商要在指定年期內動工，如兩年內未動工政府可無償收回土地使用權。吳秋北建議港府可在土地合約內訂明動工和銷售期限，逾時可徵收空稅甚至收回土地，亦可限制違規地產商競投新土地，以防止囤地及操控房屋供應。至於租務市場方面，吳秋北指有個別人士擁有多個以至大量物業，另有些人則沒有物業必須租屋，造成房東議價能力高、奇客議價能力低，大幅加租和迫遷問題嚴重。吳秋北倡議租金管制，指租金加幅不應高於住戶收入升幅，以壓抑租金佔收入比例。
吳秋北指出，社會持續發展是要動態平衡的。支持政府在發展建設中投入必要資源，維護香港生態環境。但對社會上一些因噎廢食的觀點無法認同。如若政府真有決心解決基層房屋問題，更應善用手上權力啟動《收回土地條例》作為釜底抽薪之策。他強調：「工聯會新時代工運主張政府做好自由市場的平衡者，因應市場變化調整政策，防範資本一味傾斜造成壟斷」。「多年來，香港的土地房屋問題已經因為資本勢力盤根錯節、政府暗中相助，在市民心中積怨成疾。破局並非無門，新工運就是要發動變革的力量，督促政府提高土地儲備，打破資本定律，用地於民」。
有輿論指，香港正面對重大變革，除了政制安排，還有房屋樓價問題。北京為特區政府和建制派打分，解決高樓價、缺居所的難題，必然是高踞榜首的評分題目。短、中、長期的土地房屋政策必有大修正，長期左右樓價、壟斷市場的地產商要應戰了。（江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