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秋北 新時代 新工運 專題網頁

文/吳秋北

2020年12月7日

近日熱門話題離不開《施政報告》，其中一個角度是說：特首在立法會宣讀施政報告過程順暢，展示出議會新面貌。對比去年，的確是新面貌。然而被鄭重其事的拎出來「表揚」，就有些五味雜陳，我們的要求是否有些卑微？立法會被反對派搞得低俗不堪，特區政府被黑暴打得信心破碎一地，香港的政治環境被假民主糊弄得變態扭曲。今日光景，有高人能寫出一份皆大歡喜的《施政報告》嗎？又有誰夠膽站出來，做一個人人可罵的特區行政長官？我們習慣了停在原地批判，用否定、打擊、抹黑、曲解去阻擋前進的腳步。不出發，就永遠看不到前途，永遠無法用事實擊敗詭辯，就永遠無可作為，永遠是錯！錯！錯！

是的，過去兩年的香港走的極其艱難，不堪回首。不堪之處在於知恥卻無恥！那驕傲也變得可笑。有那麼一群香港人鐵了心要香港玩完，搞陰謀，搞攬炒，他們是外部勢力的棋子、槍手，是出賣靈魂的劊子手。又有那麼一群香港人冷眼旁觀，落井下石，打賞暴徒，暗中相助，中飽私囊，以飲港人血為樂！此類物體算什麼香港人？！屈指一算，我們有多少行業領域，社會精英被顏色革命換了血，革了命！醫療、教育、司法、公務員、區議會、岌岌可危的立法會。還有幼稚低能的黃色經濟圈，利用意識形態套現！根本就是強盜作派！香港就是有這麼一群被人換了血，洗了腦的偽民主殭屍，他們拍拍屁股就走人，可要安身立命的港人如何是好？！

反修例暴亂的五大訴求，變成了中央惠港的五大舉措——通過《港區國安法》、成立「國安公署」、人大決定立會議員資格、兩辦適時發聲維護「一國兩制」、支持香港融入大灣區。規矩定下了，撥亂反正的功夫還要我們自己去做。正如特首在《施政報告》中開宗明義指出「正本清源」是重中之重。我非常認同，更認為只是「清源」尚不足夠，更要注重「細枝末節」。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群眾之中蘊藏着無窮的力量；政府施政為民，便不可脫離群眾，更要依靠群眾。疫情爆發之初，貽笑國際的黑醫護罷工，實際上又代表了幾個醫護工作者？反對派工會試圖搞工運，煽動政治風波，三番五次都是灰頭土臉，草草收場。原因正是缺乏廣泛而堅實的群眾基礎。他們只是行業內的「一小撮」，工會為政治目的犧牲工友利益，那還是工會嗎？工會組織的立命之本是「為勞工、爭權益」，這樣的工會才具有真正的群眾凝聚力；揚正氣，行正道才是社會需要的工會組織。

工聯作為全港最大工會組織，在關鍵時刻更會負起應有的責任擔當。代表勞工利益的同時向全社會負責。去年黑暴肆虐之時，反對派工會聯合政棍煽動學生多次挑起「大三罷」行動。工聯會堅定維護僱員權益，堅決與這種政治運動作鬥爭。最終所有的政治罷工都未能成功，也體現出工聯穩定堅固的群眾基礎。

習主席在2018年中華全國總工會新一屆領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中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在新時代下，工會要適應新形勢新任務，加強和改進職工思想政治工作，多做組織群眾、宣傳群眾、教育群眾、引導群眾的工作，多做統一思想、凝聚人心、化解矛盾、增進感情、激發動力的工作，更好強信心、聚民心、暖人心，使廣大職工在理想信念、價值理念、道德觀念上緊緊團結在一起。

習主席的一番講話，為百年大變局之中的工會工作，指出了重心與方向。任何一種形態的社會都需要不同階層的支撐力量，基層的穩定性也是社會走向的決定性因素。一直以來，工聯會着眼大局，為香港謀劃長遠，成就大我以保障、改善僱員權益。若僅着眼於局部矛盾，便只有完全的對立。事實上，沒有個體發展可以脫離社會而孤立存在，所以局部矛盾只是相對的。平衡大局，合作共贏才能實現全社會穩健發展，也是個人權益的根本保障。工聯團結勞工，凝聚群眾為的是社會穩定、和諧發展。我們主張社會財富公平分配，完善勞工立法，推動《僱傭條例》改革，建立健全失業救濟機制以及完善退休保障制度等，以改變打工仔「手停口停」的尷尬處境，要求基層也能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為此，工聯會號召全港僱員加強團結凝聚，壯大僱員工友力量，提升我們的社會動員能力，用這股正能量監督政府依法施政，撥亂反正，幫助社會回歸正軌。

工聯全面參政，參政為民，為政以正。高舉愛國愛港旗幟，積極參與執政管治聯盟。我們在議會發聲，是打工仔的代言人。打工仔要在政治層面參與社會建設，工聯這支「撐工道」的愛國愛港僱員隊伍必站在前，義無反顧。我們是管治執政建設力量的同盟軍，有堅實的群眾力量。我們是守初心、講原則、勇革新、敢擔當、揚正氣的佼佼者。

習主席充分肯定工會組織在國家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作用，他談及新時代的群團工作時指出，要牢牢把握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而奮鬥的時代主題，緊緊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組織動員廣大人民群眾走在時代前列，在改革發展穩定第一線建功立業。

回歸以來，以工聯為團結的愛國愛港力量永遠守護「一國兩制」偉大事業堅如磐石，為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貢獻力量。工聯這面高高飄揚地紅色旗幟紮根香港72年不倒，是港九無數工友的愛國赤子心讓這面旗幟永不退色。是群眾的信任賦予工聯力量，是祖國的期望推動着工聯的成長，一輩又一輩的工聯人無怨無悔，不辱使命。 此刻，香港正步入後暴亂時代，面對社會重建，更加需要痛下決心自我改革，才有機會重新出發。人們普遍期待香港在政治、法治、司法、公職人員、教育、社會民生等各個領域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工聯會願意和所有建設力量，為香港的長治久安，攜手並進！

文/吳秋北

2020年12月8日

香港是中國南方的一個小島，地理位置成就了「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天然優勢，而「一國兩制」制度創新更賦予香港獨特的可能性。回歸祖國23年，香港始終保持長期繁榮穩定。2019年香港在世界排名中，整體GDP列第38位，人均GDP排第28位。香港有四大支柱產業，共同點是需要一個強大的市場作為依靠，這個最強後盾正是蓬勃向上的內地市場。

一味強調優勢掩飾不足 經濟只會越來越脆弱

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年慶祝大會上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作出重要指導。他指出，要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與時俱進全面深化改革；銳意開拓全面擴大開放；創新思路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真抓實幹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及積極作為深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特首林鄭月娥在2020年《施政報告》中，為香港設計的經濟發展策略——背靠祖國，注入經濟新動力。這與中央在「十四五」規劃建議中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以「創新為第一動力」的規劃一致，相信可以互相借力，彼此成就。故此，我們希望特區政府能深刻理解「改革與轉型」對新時代下香港經濟發展的重大意義。

作為一個高度外向型發達經濟體，香港受外界環境影響和衝擊大；本地市場小，消費能力遠不足以支撐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單一，製造業嚴重萎縮，金融服務業抗風險能力弱，加重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政府形容香港是一個高度法制化、市場化、國際化的經濟體，在國家這個新格局下的發展機遇是明顯的。香港享有「一國兩制」的優勢，可以進一步強化國際循環中的「中介人」角色。此觀點保守有餘，進取不足，秉承的是「大市場、小政府」陳規，令人擔憂政府態度依然是「積極不干預」，並沒有決心改善經濟發展累積下來的問題。若一味強調優勢，掩飾不足，勢必走向極端，經濟只會越來越脆弱。

經濟模式決定就業環境 影響社會走向

經濟模式決定就業環境，影響社會走向，工聯會高度關注。若從勞工市場形態反觀經濟形態，又會得到甚麼啟示呢？整體來講，香港就業質素持續惡化，多數行業工種處於「工時長、壓力大、收入低、無前景」的狀況。我們開始面臨兩個問題——本港勞動人口趨向老齡化，以及青年群體就業困難。僱員能力與產能和質量息息相關，也可反映出行業的知識含量高低。如果產業單一、結構固化、向上發展渠道堵塞，自然影響對僱員的吸引力。我們在思考，目前的就業環境是否與經濟發展相適應？如何避免經濟發達，就業品質欠佳，缺乏幸福感的局面？國家發展到第14個五年規劃，「以人為本」作為根本原則提到最高層面。香港作為一個高度發達、高度文明的社會，政府更有條件與責任重視人的發展。就業不再是單純的出賣勞動力，更是理想與價值的體現。我們倡導「人人有機會的經濟發展策略」。

深港科技合作為港人創造就業創業機會

除了四大支柱產業，我們還有六項優勢產業，「創新科技」就是其中之一。此次《施政報告》提出「智慧城市」的概念之外，中央惠港政策之一——「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政策極具創新與突破精神。相信推動港深兩地的創科產業生態鏈，可以為香港青年人創造大量的就業和創業機會。

正如習總書記所言，要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科技創新」能夠優化生產力，解放生產力。當越來越多的傳統崗位被科技取代的時候，客觀上對就業市場形成向上流動的驅動力。這種低技術勞動人口「被動地」向「智慧型勞動力」轉變，就是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是對高質高效、公平可持續的更安全發展的實踐！

構建包容多元穩健的「智慧型經濟體」

創新不可避免伴隨着更替與淘汰。或許在經濟結構改革初期，會出現就業壓力，增加配對難度。對於這些短期影響，政府有責任做出統籌規劃，透過配套政策，積極引導，例如職業培訓、社會福利等方式平穩過度，最終構建一個具有包容力，多元穩健的「智慧型經濟體」。

「智慧經濟」是一種集科技、信息、知識、環境、文化、倫理、道德於一體的戰略性經濟、創新性經濟。並且相較於其他經濟類型，更加追求對環境保護、人類福祉的深切關懷和人類自由發展的核心目標。簡而言之，智慧經濟更符合以人為本的原則。智慧型勞動者勢必成為經濟發展的主體。「人人有工開」已經不足以滿足高度文明社會中勞動群體的精神層面的追求，人們更為重視從工作中獲得幸福感和滿足感，人們更加重視自身的多維度感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追求自由且全面的發展。智慧型經濟下的社會可以打破等級壁壘，更為團結，人們不分年齡、性別各取所需，各盡所能，社會和諧有序。

事實上，香港已在幾年前開始研究建設「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包含「智慧經濟」、「智慧流動」、「智慧環境」、「智慧市民」、「智慧生活」、「智慧政府」。政府在2015年《智慧城市研究報告》中，根據「智慧城市」權威、國際知名城市策略師布特高漢於2012年提出的「智慧城市輪」，總結出「智慧經濟」提倡創新和創業精神，聚焦研發高新技術（實行生產和服務自動化及加快工作流程）和發揮創意（開發新產品、服務、市場和知識產權），促進本地經濟與全球經濟連結，以保持城市的活力和競爭力。「智慧市民」則是要重視和培育有創新及資訊科技發展的人力資源，營造便利終身學習的環境，提倡社會多元、靈活、開明和創意，並鼓勵市民通過網絡平台及其他合適渠道參與公共事務。

「智慧型經濟」與「智慧型人才」相輔相成

經濟發展離不開人力資源，「智慧型經濟」構建與「智慧型人才」培養相輔相成。我們首先提倡着力培養高精尖本地人才。機遇可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更可以培養人才、塑造人才。香港擁有世界級的高等院校，科研能力一流，充分利用兩地各項聯合辦學、科研合作政策，「產學研」有機結合，積極融入大灣區建設。香港自然是人才輩出，建設祖國，貢獻世界！

真正的智慧型經濟是非常人性化的經濟體，為勞工市場創造的不再是一個崗位，而是一個機會。評定一份工作品質的指標也不局限於薪資待遇和勞工權益，而是包含了勞動文化、心理情緒以及實現個人價值等因素。在智慧型經濟體中的就業市場，更能體現「以人為本」，而「智慧型經濟」的充分發揮，必然會得到一個「智慧城市」。這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值得推崇與倡導。

我們認為政府應摒棄「小政府」心態，市場主導不等於「政府不作為」，正需要政府宏觀把控去避免「市場主導」淪為資本家壟斷，才有可能改善永遠不對等的「勞資關係」。香港社會發展至今，解決深層次矛盾是全社會共同的期望，我們不再滿足於一份差強人意的工作，我們要建設一個「人人有機會」的公平社會，我們值得擁有充滿幸福感的美好未來。

文/吳秋北

2020.12.9

顏色革命作為美國策反他國政權，鞏固自身世界霸主地位的手段，要想挑起「革命」需一重要條件——顛覆對象社會內部所存在的深層次矛盾。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是什麼？

據政府統計處數據，1997年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13730億港元，2019年是28681億港元，22年間增長翻倍。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經濟始終是香港的核心目標，也一直做得不錯。我們還克服了兩次金融危機和03年「沙士」造成的經濟蕭條。多年來《福布斯》華人富豪榜前十名也多來自香港。2020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前五十名都有兩位香港富豪。香港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金錢之都，諷刺的是這裏每五個人中就有一個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香港是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也是貧富差距最大的先進地區。相信這就是我們的深層次矛盾。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去年一篇網誌中，將香港與法國2016年的堅尼系數以作比較，香港除稅前及福利轉移前的原住戶堅尼系數為0.539，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的堅尼系數仍高企0.473，法國則分別是0.516和0.291。而貧困並非是失業者的「獨有」，據《2018年貧窮情況報告》統計，在職貧窮人口也有逾25萬。羅致光在結語時提到政府有兩大扶貧舉措都是津貼！扶貧只靠派錢，難免予人太缺乏「誠意」的感覺。市民不禁要問，政府為何止「扶貧」不「脫貧」？內地脫貧措施就是很好的借鑒。

政府發表的《2015年貧窮住戶的開支模式》報告，指出貧窮住戶的「住屋開支」平均為5700元，佔收入39.7%；全港住戶每月平均開支是9300元，佔收入35.6%，其後是「食品開支」。顯而易見，除去這兩項生活必須開支，無論貧窮與否，我們都是所剩無幾。政府有責任打破財富過度集中，經濟命脈過度壟斷的格局。

「貧富懸殊資本霸權」是核心

過去十年，香港整體工資率平均每年實質增長是1.0%。製造業、運輸業都低於平均水準，而房價十年間增長三倍之多。據政府統計報告，就業人士的月薪中位數1.9萬，有45萬人月入息低於一萬，真令人不寒而慄。

據美國《2020全球生活報告》數據，香港平均樓價125.4萬美元，位居全球第一；租金方面，全球租金最貴的10大城市中，香港排第三。有媒體以香港最低工資時薪37.5元計算，基層打工仔要每日不眠不休、不吃不喝連續工作約26萬小時，即29.6年才能存夠平均房價的金額。慨嘆寸土寸金的香港地，上車難，難於上青天。

「人多地少」常被當做樓價高企的替罪羔羊。事實上香港的土地開發率僅有23.7%，其中用於住宅的更是只佔6.8%。回歸前後，限制政府賣地的政策，是為平穩過渡。而後立法會內反對填海計劃的攬炒派，還有囤地的地產商，都是為了一己私利，要將無處安身的港人逼向絕路，要令有心解決房屋問題的特區政府，無計可施。

資本主義奉行「小政府」政策，認為自由市場、自由競爭最公平。實際上資本主義服務的根本對象就是資本。自由市場未必導致最公平的資源配置。當我們時刻擔心政府「干預」市場時，我們一廂情願的將資本家當成了「同階級」，那又有誰能替我們對抗擁有最強大影響力的「資本」呢？

人人都識講香港社會撕裂，深層次矛盾造成社會躁動不安。此處想問，我們的深層次矛盾是什麼？我認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從來只有一個——貧富懸殊，資本霸權。

隨着疫情爆發，香港公務員制度中陳舊迂腐的一面暴露無遺。人們意識到港英時期遺留下來的並非盡是「優勢」。當我們重新審視基本法和《聯合聲明》時會發現，本來為了平穩過渡和保證「一國兩制」實踐的條文，往往成為資本家及攬炒派同謀箝制政府的工具。以「民主自由」之名義綁架基層市民，這種制度不論姓甚名誰，都要徹底改革。

政府於2018年將公私營房屋供應比例由6：4改為7：3，以期改善公營房屋供應不足問題，目標單位為44.5萬個，周期為10年。此前特區政府為抑制樓價，加辣二套物業印花稅，又或針對非香港身份買家額外徵稅。「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政府能拿出同樣的魄力來正確對待房屋問題嗎？工聯會主張政府改革土地政策，從根本解決問題。地產商囤地嚴重，導致政府賣出的土地變不成房屋，土地越賣越少，價格越來越高。提高土地價格，其實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苦果仍由用家承擔。

突破「自由主義」魔咒限制

我們建議政府對閒置10年以上未落實發展規劃之土地，徵收「土地閒置稅」，並且每五年增收一次，直至落實開發項目。同時要建立機制限制囤積土地的開發商競標新地。

托馬斯．潘恩說：「當財富和豪華不但不能迷惑群眾，反而引起反感時，當它們不但不能招來稱頌，反而被看作是對窮人的侮辱時，當它們的華麗外表成為懷疑它們是否有權存在的原因時，私有主的處境就變得非常危險，只有在正義的體系內他才有希望獲得安全」。當經濟發展引致財富配置不均，公義無從談起。歷屆政府對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各有見地，不可說無心。但成效欠佳，皆因藥不對症，不敢觸及根本。

去年爆發的暴亂事件反映出「民情積怨」讓攬炒派有機可乘，對政府的警示作用不可輕忽。當政府不能用強有力的機制避免資本流向過度集中，不能用堅定的信念構建公義社會，就無法成為市民的信賴；只有政府站在公義的一邊，市民才會和政府站在一起。

弱肉強食是森林的法則，但政府不可對社會發展不公視而不見，更不能被「自由主義」魔咒限制；自由從來都有邊界，多元社會豈可以自由之名奴役弱勢一群！「以人為本」是符合人們的共同利益，與此相悖的一切制度都應重新審視與改革。如潘恩所言「個人財富是對創造財富的勞動所付報酬過少造成的結果，這一現象的結果是工人累死，僱主卻富上加富……那麼，個人理當把來自社會的那部分財富歸還給產生它們的社會」。

工聯會主張市民共享社會發展成果，我們憧憬「人人有機會」的和諧社會！我們要求深刻解決社會深層矛盾，政府當與市民一道維護公平正義！

吳秋北
2021年3月24日

凡是進行地產分割的地方，就只能或者回到更加醜惡的形態的壟斷，或者否定（揚棄）地產分割本身。但這不是回到封建的土地佔有制，而是消滅整個土地私有制。

——馬克思，《１８４４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房屋問題一直是香港的頑疾，是打工仔的沉重負擔，影響數十萬打工仔的基本生活生計。新時代工運對此也要尋求破解之策。2020年政府施政報告提出要將香港打造成智慧型宜居城市。說到「宜居」，前提是安居樂業，有可負擔的房屋和穩定的工作。如若無法解決打工仔和基層房屋困境，智慧型宜居城市也不過是少數人的愜意，更加劇貧富差距。房屋問題向來是歷任特首施政焦點，其中有一位7年任期，完全放棄開拓公營房屋土地儲備，累積公屋輪候冊28萬宗申請、全港劏房戶21萬人，無疑助長「地產霸權」，影響惡劣為害深遠。想到他競選口號「我會做好呢份工」，不禁要問，這位前特首是在為誰打工？

入息增長難追居住成本飆升 跨代貧窮累積深層次矛盾

「陶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房價高企，多少基層打工仔辛苦一世，供不起一層樓。2020年香港房價是入息中位數的20.7倍。一個普通家庭累積超過20年以上的純收入才有可能買到一套住房，這在美國城市規劃諮詢機構Demographia歷年《全球房價負擔能力調查》報告中，連續11年居於榜首。2011年香港房價的入息中位數倍數為11.4，已是報告有史以來最難負擔地區。過去十年，除了2016年稍有回落以外，數字持續領先。美國《2020全球生活報吿》顯示，香港平均樓價125.4萬美元，全球第一。根據2019年5月26日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數據顯示，香港房價攀上歷史新高，指數達至189.42。相較10年前增長至3倍。而經歷了一場黑暴，指數在疫情持續一年多，失業率7%左右，仍是17年新高。大企業紛紛裁員，中小商戶相繼倒閉的情況下，房價仍然表現「穩健」，最新CCL數據為178.89。

租金增長遠超收入，市民居住負擔沉重。過去十年，房屋租金增長2倍，香港整體工資率年均實質增長1.5%。2011年第三季的實質平均薪金指數是108.7，到2020年第三季為126.7，上升只有約17%，反映居住負擔越來越沉重，薪水和房價、租金距離越來越遠！

公共房屋供應不足，未能解市民困局，輪候時間不斷延長。租金高企，基層市民難以租用合理的居住空間，人均居住面積只有15.8平方米，遠低於上海的24.2平方米、新加坡的25.1平方米、深圳的27.9平方米。基層住戶租劏房，夾心階層高價租私樓，不同階層都為負擔高樓價而大大降低生活質量。高房價和高租金造成的跨代貧窮，更是長久累積的社會深層次矛盾，不利於健康發展。即便政府將公私營房屋供應比例調整為7:3，土地儲備和熟地不足，房屋興建不足，比例如何也成為空談。

規劃欠佳 諸多藉口阻礙住宅土地開發

我們也要問，香港真的有土地不足的問題嗎？深圳土地面積2050平方公里，人口1259萬（比例為人均163平方米）；而香港土地面積1106平方公里，人口745.1萬（比例為人均148平方米）。深圳的人均土地面積只是稍高於香港，但人均居住面積卻多香港75%。香港不是土地不足，而是住宅土地開發不足！單說1976年制定的《郊野公園條例》，郊野公園面積便佔了香港的四成土地面積，而當中75%的郊野公園屬於受保護用地。香港如此大規模、大比例的郊野公園土地，全球實屬罕見，有多少是真有保育價值，有多少只是地產商打手為高地價政策服務而渲染出來的「假保育」？人類文明發展以來所開發的土地，本來就有其他生物存在，是否都不能碰？有珍貴頻危動植物的地方當然不能碰，但總不會佔到香港四成土地。事實上，只要當中能找到10%生態價值低的土地用來興建房屋，人均居住面積便可以翻一倍，香港市民面對的居住問題便可大大解決。截至2017年12月31日，法定圖則上劃為「綠化地帶」的用地總面積約為163.42平方公里（2013年為152.73平方公里），加以開發完全足夠應付住宅用地需求。

現時香港用於私人住宅土地只有26平方公里，而用於公屋用地的則有17平方公里，低密度的鄉郊居所竟佔去35平方公里。要讓香港普遍市民的居住面積增加一倍，不過就是多找43平方公里（私人住宅用地 + 公屋用地）的土地，佔整體土地也只是3.8%！但諷刺地，作為全球最發達城市的香港，農地竟也有50平方公里，佔整體土地4.5%。地產霸權打手和文宣用盡各種藉口、名堂阻止住宅土地開發，每塊土地都總能找到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能起樓」。現在有些人又說農地不能動了，因為要搞本地農業和糧食「自給自足」。說穿了，這不過就是為地產霸權壓抑住宅供應的手段，以讓他們繼續吸血而已。

最吊詭的是，在1997年4月3日立法會秘書處的一份報告中，當時的住宅用地為43平方公里，公屋用地為14平方公里，而空置發展區（報告指明是可供發展住宅）也有43平方公里。究竟出了甚麼問題，讓原先香港市民應擁有的86平方公里住宅土地，變成現在的26平方公里？1996年已發展土地佔整體土地16%（175平方公里），現在則佔24.9%（275平方公里），開發多了的100平方公里土地，都去了哪裡？住宅用地嚴重不足的原因，真的是地少，還是土地規劃出現問題？

地產霸權助長裙帶資本主義 窒礙社會發展

住宅土地供應不足，一地難求，價高者得，結果成了樓價指標，最終極為有限的「可用土地」悉數成為個別地產商的囊中物，裙帶資本主義成為了香港主流經濟結構；香港富豪的勵志故事，政府顯然是不可或缺的導演。根據《基本法》第一章第七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管理、使用、開發、出租或批給個人、法人或團體使用或開發，其收入全歸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支配。所以說香港土地所謂的擁有權或者產權其根本只是使用權，政府接受中央賦權，代為管理。那麼我們可否將政府視為香港土地的地主？作為地主，將土地的使用、開發、收益，放手放權給地產商，由地產商完全根據其本身的利益進行市場化操作，導致土地產值為極少數人佔有，未能用於推動社會均衡發展，實現全民共享，政府作為向中央負責的「地主」，實在有失職之嫌！

雜誌《經濟學人》認為「建立在尋租基礎上的資本主義不僅不公平，而且有害長期經濟成長。」裙帶資本主義正是如此，香港的裙帶資本主義指數遠高於其他國家和地區，財富高度集中。近年來經濟發展遇到瓶頸、科技創新產業乏力，包括房屋問題嚴重影響香港民生發展，影響香港人的幸福指數，究其根源無不是因為資本壟斷，香港發展的命脈被地產商、財團把控。面對資本無限擴張，社會缺少制衡的力量，加之地產商支配下的媒體配合，對於積怨已久的房屋問題，根本原因反被掩蓋，只調整印花稅是捨本逐末。「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政府需要考慮如何讓更多土地用於興建住宅，讓市民能負擔得起且居住面積合理的居所。

「填海造地」由來已久 回歸前急下「禁令」事有蹊蹺

填海造地本來就是港英時期常做的，屯門、荃灣、沙田、將軍澳等「新市鎮」，都是填海而來。就在回歸前夕，港英為配合赤鱲角新機場發展，大量推出填海工程計劃。最後，「民主派」陸恭蕙以私人草案形式提出《保護海港條例》，並於1997年6月臨回歸前最後一次立法局會議，以大比數通過條例，訂明「海港須作為香港人的特別公有資產和天然財產而受到保護和保存，而為此目的，現設定一個不准許進行海港填海工程的推定」。

後來在1999年修例，列明不適用於條例生效前已獲授權的項目，但卻把保護範圍大幅增加，由中央海港（範圍由上環至北角）擴展至整個維港（變為荃灣青衣至鯉魚門）。2003年，陸恭蕙的保護海港協會司法覆核中環灣仔繞道工程，最後法庭判城規會敗訴，要求填海計劃符合三個測試條件才能填海。到2005年，終審法院以填海工程符合公眾利益，容許有關項目的港島北岸填海工程。基於法庭判決，規劃署在2004年重新以「不填海」原則規劃啟德發展計劃。及後政府覓地，也避免在維港範圍進行填海工程，可創造的土地大幅減少。可見有關修例為害的不只是土地開發和房屋發展，更影響香港基礎建設和整體規劃，其禍害既深且廣。這樣大範圍的不准許填海，是為公眾利益而設，還是為貨櫃碼頭和地產商的利益而設？

規管閒置土地 釋放現有土地開發空間

不過，填海是相對長遠，中短期可做的，首先應是合理利用現有土地中大片的閒置用地。對於若干年前，以低價收購土地的地產商而言，開發成本高過閒置成本，閒置效益高於開發效益，閒置自然符合資本利益。然而，房屋問題是政府必須重視的民生問題，即便是私樓也不可以脫離房屋供應整體計畫，政府絕不能夠縱容大量囤地的地產商利益至上予取予攜。資本財團作為社會發展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只有政府通過強有力的政策限制、規管，才能平衡資本傾斜。「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地產更不可以成為財富轉移的工具。現時內地在土地規劃和更新上超前佈局，更積極造地、確保土地儲備、超前興建基礎設施和交通配套，規劃施工分段同步，持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質量。始終政府可用的土地儲備越多，才能避免被私營發展商操控樓市，推高樓價。

另一方面，同樣實行「一國兩制」的澳門，早已制定土地法，規定批給土地25年未完成利用，政府便可啟動宣告批地失效收回土地。內地的《土地管理法》禁止閒置耕地，《房地產管理法》規定開發商必須在土地合約訂明的動工開發日期一年內動工開發土地，滿一年未動工可徵收相當於土地使用權出讓金20%的土地閒置費；滿2年未動工，可無償收回土地使用權。故建議政府在土地合約上，必須訂明開發動工期限和銷售期限，逾時可被徵收空置稅甚至收回土地，以防止人為囤地和操控房屋供應。同時，政府也建立機制，懲罰那些長期閒置和囤積土地的地產商，包括限制它們競投新推出的土地。

支持徵收「自然保育稅」 人與自然和諧共處

因應部分環保團體提出土地開發、填海造地等拓展土地的方式不利於香港自然保育，建議在土地合約訂明地產商的生態保育責任，並同時增收「自然保育稅」，用以研究如何平衡土地開發與保育，將自然保護工作自然、有機的融入經濟建設中，鼓勵地產商在土地利用、區域建設中，充份考慮到自然保育工作。

最後是租務問題。現時房屋所有權不均，個別人士擁有多個以至大量物業，而另一些人則沒有物業必須租屋。結果，房東議價能力高，租客議價能力低，年年大幅加租和迫遷問題嚴重，明顯存在市場失效。租金加幅理應不高於住戶收入的升幅，以壓抑租金佔收入的比例。

社會發展是要持續向前，動態平衡的。我們支持政府在發展建設中投入必要資源，維護香港生態環境。但是對社會上一些因噎廢食的觀點，無法認同。政府應有所擔當，以科學、全面、發展、突破的理念平衡香港的土地開發、房屋建設。如若政府真有魄力和決心解決基層房屋問題，更應善用手上權力啟動《收回土地條例》作為釜底抽薪之策。

工聯會新時代工運主張政府做好自由市場的平衡者，因應市場變化調整政策，防範資本一味傾斜造成壟斷。多勞多得的定律要建基於公平公義，人人有機會的社會。資本強權之下的多勞多得只是加劇剝削的口號，而政府有責任在管治過程中，將經濟發展成果回饋社會。多年來，香港的土地房屋問題已經因為資本勢力盤根錯節、政府暗中相助，在市民心中積怨成疾。破局並非無門，新工運就是要發動變革的力量，督促政府提高土地儲備，打破資本定律，用地於民！

　　工聯會成立70年，歲月崢嶸，與香港同歷滄桑蛻變，與市民同心，與社會同步，也與全港打工仔一起成長。工聯會創會70周年意義重大，我們熱烈慶祝，表示我們牢記使命，堅定初心，並繼往開來，同心創新，團結奮進，決心開啟工運新里程！

　　回顧歷史，令人心潮澎湃！工聯會1948年成立至今，從開始時的24家工會發展至現在250多家工會，會員人數由2萬多人增至今天的42萬多人，成為了香港最大的勞工團體。這是我們一代一代工聯人接力奮鬥和默默奉獻的結果。

　　工聯會由歷史走來，歷史也刻記著工聯會走過的腳印。從成立前的海員大罷工、省港大罷工，到成立後的迎接新中國誕生；從「兩航起義」到「67反英抗暴」鬥爭；從迎接香港回歸祖國到支持和實踐「一國兩制」事業，工聯人一直在高舉著愛國旗幟，參與譜寫波瀾壯闊的愛國主義動人篇章。

　　70年來，工聯會在努力爭取和維護工人權益、發展工人福利事業、增進工人團結和友誼的同時，也關心香港民生和社會發展。從奔走於東江水供港到協助賑濟救災工作；從提供醫療服務到興辦學校；從業餘進修到優惠購物以至興辦各類社會企業，工聯會都是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憂市民所憂。

　　去年，我們舉行了一系列活動，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香港回歸祖國，是中華民族洗刷百年恥辱的大事。回歸後實行的「一國兩制」，是我們國家邁向全面統一的偉大實踐。20多年來，香港工聯會一直沒有忘記自己的初心和歷史使命。

　　香港回歸祖國之初，工聯會根據香港政治情況發生根本變化的事實，及時調整了工作方針，從「迎接香港回歸，促進香港平穩過渡」迅速轉入「落實一國兩制，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並相應提出了處理與香港特區政府關係的「支持合作、批評監督」八字方針，決心在新時期發揮好「四大作用」：在工運中起主力作用；在社會中起穩定作用；在落實「一國兩制」中起基礎作用；在愛國主義教育中起旗幟作用。在工聯會成立50周年，也就是香港回歸祖國第二年時，明確提出了「與香港同步，與基層同心」的口號，既彰顯了時代的精神，也反映了工聯會永遠代表基層和為勞工服務的本質。跨進二十一世紀，工聯會以「更新觀念、務實進取、努力開拓世紀工運的新局面」為工作目標。

　　進入新世紀的頭幾年，受世界經濟形勢的影響，加上「沙士」、「禽流感」等自然災害的衝擊，香港經濟出現了持續性的下滑，企業倒閉潮和勞工權益受侵害等情況相當嚴重，工聯會號召並帶領廣大會員「維護權益，促進就業，團結關懷，共渡時艱」，昭示了工聯會與基層勞工風雨同舟、戰勝困難的決心。

　　在香港回歸祖國10周年前夕，工聯會從香港社會經濟快速轉型，勞動力結構已出現重大調整，會員結構也已出現較大變化的事實出發，緊跟社會發展的步伐，提出了「與時俱進，開拓革新，全力推動工會發展和轉型」的口號，拉開了會務全面轉型發展的序幕。之後，由於「金融海嘯」的衝擊以及香港政治生態的演變，在維護勞工權益方面出現了許多新課題，工聯會又針對性地作出了「應對金融海嘯，強化工會職能，維護勞工權益」的部署。

　　近年來，隨著工會轉型發展的深入，以及從深度和廣度上維護勞工權益的需要，工聯會逐步加大了社會參與的力度，獨立舉旗參選兩級議會，相應提出了「加強工會基礎建設，推動工運持續發展」和「擴大愛國團結，強化會務根基，推進工運新發展」的要求。同時還深入開展了工會廠部和住區「兩個基層」建設，開展了全面接觸會員的運動，擴大了會員的團結。還通過反「佔中」、反「港獨」、反分裂、捍衛「一國兩制」的鬥爭，激發了廣大會員的愛國情懷。

　　工聯會近二十多年的發展，是在香港回歸祖國後的大背景下實現的。二十多年的發展，既是過去半個世紀發展的持續，也是繼續向前發展的新起點。登高望遠，我們看到祖國的發展邁進了新時代，香港的發展進入了新階段，工聯會的發展也面對著新里程。我們將全力協助僱員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發展機遇，並協助青年拓寬就業網絡及發展空間，讓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香港的發展和社會進步，我們願和社會各界加強合作；我們也會繼續團結勞工界並連同市民一起，為美好幸福生活而奮鬥。

　　記得去年習近平主席訪港發表講話時，曾引用唐代詩句：「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勉勵港人對國家要有信心，對「一國兩制」要有信心。我們全體工聯人，不僅對國家實現「中國夢」充滿信心，對香港「一國兩制」的成功充滿信心，對工聯會的自身發展也同樣充滿信心。只要我們繼承好前輩的光榮傳統，同心創新，團結奮進，就一定可以開啟愛國工運的新里程！

吳秋北

香港工會聯合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