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

經過逾20年的爭取,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今天得以放在議事堂,走“最後一里路”。我希望各位議員能為普羅市民退休保障的權益着想,支持議案,讓議案順利通過。我尤其呼籲商界的議員,本着以人為本的初衷、同舟共濟的精神,並把握政府注資的機會,支持議案順利通過。   代理主席,取消強積金“對沖”能夠成功得以落實,有賴勞工界、各工會萬眾一心,20年來堅持不懈,也當然少不了良心僱主的參與。事實上,上世紀90年代,工聯會已提出退休保障綜合方案,要求落實全方位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由勞、資、官三方供款,各方參與,人人受益。但遺憾的是,政府最終只引進強制性私營職業退休保障制度。政府當年為了卸責而妥協,容許僱主以強積金累算權益扣減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嚴重侵蝕強積金的原有功能。當年,工聯會前議員陳婉嫻原本會提出修正案以取消“對沖”安排,可惜礙於當時的議會規定而無法提出, 最終令有缺陷的制度無法糾正。至今, 這個違反公義的缺陷竟已持續20年。

由2001年至2021年的20年間,因“對沖”而被“沖走”的強積金總金額超過567億元,我相信“對沖”總金額現時已超過600億元。在這20年間,新增的65歲或以上長者為677 400人。換言之,粗略估算,平均每人被“沖走”的強積金金額達9萬元。   代理主席,成立強積金的本意是積穀防饑,但到頭來卻“錢罌穿窿”, 這是制度上的嚴重弊病。“對沖”安排對工友退休權益影響極大,特別是收入低於強積金最低有關入息水平的基層工友,他們的退休安排主要依賴僱主供款的部分,假如這部分被“沖走”,也就等於他們的退休保障被“沖走”。不少政府外判商只有為期數年的服務合約,當合約結束後,便把遣散費與強積金“對沖”,導致外判合約工的強積金長期被“沖走”。結果,外判合約工晚年失去退休保障,陷入窮困境地,只能依靠綜援過活。政府財政壓力加大,基層失去退休保障,只有僱主得益。造成如此局面,既不公平,也違反了強積金制度用以保障基層退休、作為退休保障支柱的原意。

事實上,在港英時期, 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的法例推出時,容許以自願供款作“對沖”,是用以鼓勵僱主為僱員作更多的自願退休保障安排,因當時法例並未有設立任何保障僱員退休的安排。但既然改為強制性,讓僱員退休後有所保障,為何還要容許這種“對沖”制度存在呢?容許“對沖”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安排,是政府傾斜僱主的體現,反映當時政府卸責,將退休安排的責任推給勞資雙方,在商界抗拒下作出妥協,從而喪失了捍衞勞工權益的決心。在未取消“對沖”的情況下, 強積金僱主累積供款權益有93%至94%被“沖走”, 很多僱員退休時得到的累積供款只有自己作出的5%供款,令其退休生活更加捉襟見肘,最後還是由社會“兜底”,即是要加稅,對未來社會構成的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因此,當局應盡快取消“對沖”,強化強積金作為退休保障支柱之一,以達致勞、資、官三方共贏的成果。代理主席,我支持《2022年僱傭及退休計劃法例(抵銷安排)(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予以二讀及三讀並通過。勞工界希望能早日取消“對沖”,但我們對某些部分仍有保留,特別是取消“對沖”的時間表要與“積金易”平台掛鈎,實在令人難以理解,不能認 同。對於為何必須要“等埋‘積金易’”,局方一直未能提供一個具說服力的解釋。明明強積金受託人已經有完整、清晰的紀錄,為何必須要等到紀錄電子化後才可取消“對沖”呢? 政府不能因為自身的行政問題而推遲“打工仔”應可獲得的退休保障。希望政府在《條例草案》通過後能夠繼續優化,以最大的程度保障僱員應有的權益。  

香港是高度重商主義社會。在“強資本、弱勞工”的格局下,社會長期存在制度性剝削,特別是在初次分配上,對“打工仔”的剝削尤為明顯。強積金“對沖”安排就是一個例子,政府當初為了向商界妥協,結果令問題延續20年,基層市民的退休生活出現漏洞,長者晚境難安,也令政府安老相關的福利開支不斷上升。我期望今次取消強積金“對沖”的《條例草案》能去除這種制度性剝削,撥亂反正,進一步讓社會走向公平、公義,實現共建、共榮、共享、 共贏的社會。  

人心回歸工作仍有不盡善之處


香港回歸祖國25年以來,“一國兩制”實踐獲得世界公認的成功。但同時必須正視香港的人心回歸工作仍有不盡善之處。過去,國民教育受到反對派百般阻撓,在教學中暗中去除國民意識。一場“黑暴”, 更幾乎把教育推向顏色革命的不歸路,令千餘名學生以身試法,前途盡毀。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問題還在於回歸後香港教育系統從未經歷徹底的“去殖化”洗禮。教育的根本在樹德立人,而師資質素是其中關鍵。感謝鄧飛議員提出的議案,我表示支持,並且認為有必要在原議案基礎上作補充,使最終的建議更加完備,懇請各位同事支持。


教師是甚麼? 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正如韓愈所說:“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學為人師,行為世範。教師必須具備正確價值觀,絕不只是“打份工”,除了專業知識,更要有品德,有愛心,守法正直。現時學生接觸教師的機會可能比父母還要多,如果希望學生愛國,教師本身也要具備愛國情懷,這道理非常顯淺。所以,我認為教育專業必須引入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操,這不是表面上的守則,而更加是作為培育英才的教師必修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若教師自身言行不正,則難以正確教導學生,教師有深厚的家國觀念才能感染學生。要讓香港的教育人員要具備民族意識、愛國情懷,教育局除了加強培訓之外,更應該積極安排香港與內地教師互相交流學習,正所謂“百聞不如一見”,實地考察交流活動將有助教師親身體驗內地民情, 認識歷史。最後我想強調,香港教育系統能否徹底“去殖化”,取決於我們有否自我革命的決心。教育要時刻保持底線思維,教師必須守住底線。所以,當發現教師向學生灌輸錯誤極端分裂意識、歪曲歷史和散播錯誤“政治病毒”時,當局必須即時取消其註冊。一方面,這類教師已有可能違反《香港國安法》。另一方面,我們必須防範這類教師繼續“播毒”,荼毒我們的未來主人翁。教育是社會的未來,功在當下,利在千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相信每一個受過教育的人都能夠明白教師對於學生的影響有多麼深遠。因此,防患於未然格外重要。

中華民族正在實現偉大復興的進程,我們的國家必將站立在世界最前列,我們的教師隊伍必須具備堅定的民族自信和強烈的民族意識,才能培育一代代自尊自信的國家棟樑。因此,我懇請各位議員通過鄧飛議員的原議案,並支持我提出的修正案。

支持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

我在此發言支持盧偉國議員動議的議案,也支持其他修正案。原議案和各項修正案可更好推動前海的發展,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而且提供了很多很好的建議。去年9月6日,國務院印發《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目標是要讓前海在2025年建立健全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初步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營商環境;2035年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更加完善,營商環境達至世界一流的水平。當中的指導思想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先行先試,推進與港澳規則銜接、機制對接,豐富協同協調發展模式,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全面深化改革創新試驗平台,建設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户樞紐。

《前海方案》已發表了超過8個月,立法會資料研究組在2月15日發表了有關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的資訊述要,提到合作區將會讓港資港法有更多跨境便利、實施貿易及投資便利化安排,亦會有不同的稅務優惠和補貼。究竟這些工作現時的進程如何?特區政府在這方面的推動情況如何? 我們現時並沒有與此有關的充分資料。

所以,我在此建議特區政府向本會提供有關數據,令本會可更加有力和持續地跟進、推進這些工作。此外,我亦希望與前海的合作不單是個別專業服務上的合作,亦不單是商業上的合作,而是全方位官商民研學的合作,這才能作出更好的推動,亦能更好地帶動我們提供更多優質就業機會。特別是在民間合作交流的部分,香港與前海有很多互相促進、互相學習的空間。日後假使洪水橋能跨境直通到前海,在此情況下,居住、旅遊、就業、生活等的聯繫將更加頻繁。政府在這方面的推動和與民間的交流上,究竟有甚麼安排?能否提供更多便利呢?

我在此建議政府讓公眾,特別是市民了解有關情況,推動市民更積極參與,全民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同心協力,有效施政,關懷勞工,共同富裕——寫在新一屆行政長官當選前

全文刊於2022年5月7日文匯報

疫情持續回落,社會復常在望,新一任行政長官即將產生,未來施政藍圖逐漸清晰。經歷了黑暴和疫情,香港需要浴火重生,一新景象。新一屆政府,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要團結和帶領香港走出困境。候選人提出以結果為目標,強調的就是以目標和效果為導向,可見改革的決心。那麼首先就要認清問題找準方向。

擺脫內耗,化解矛盾

黑暴過後,中央推出《港區國安法》,並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新一屆行政長官,將會是完善選舉制度後的首位行政長官,必須也必定更好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開啟香港良政善治新篇章,為一國兩制的新階段、港人治港的下半場開好局定好調。

回歸以來,政治爭端不斷,國家安全一度保障缺如,外部勢力能肆意干預介入香港事務,伺機滲入內地。利用其代理人撕裂社會,發動黑暴顏色革命,擾亂香港秩序,亂局中凸顯香港制度和應對風險的脆弱和治理短板,不斷內耗蹉跎歲月。香港的亂局,大致來自三方面:首先,美英勢力滲透到香港社會不同環節,成為重大政治勢力,不斷宣揚反對政府、排拒中央意識,勾結本地霸權和既得利益,佔據議會席位,佔據非政府組織和咨詢架構,佔據教育和不同專業領域,以各種手段(如拉布),裡應外合,拖垮政府施政,打擊政府威望,導致政令不行,香港很多發展項目被拖慢甚至被拉倒,讓本地既得利益繼續擴張和延續,以經濟發展掩蓋民生問題,令民怨無從化解;利用政治糾紛模糊深層次矛盾,且越積越深,成為社會不穩因素。人們期待新一屆政府提升治理能力,改變管治文化,依法清除各種安全隱患,施政以人民為中心,實現良政善治並從根本上改變香港政治生態,達至長治久安。

打破制度性剝削,多元發展以民為本 

其次,香港長期存在嚴重的制度性剝削,特別是對勞工的剝削,更是通過法律及制度被固化。多勞不一定多得,最低工資制度失靈,強積金被對沖就是典型例子。而做實業和事業的難以累積財富,反而那些地產炒賣、金融財技、剝削員工的,以及財閥壟斷勢力,財富卻不斷膨脹。這種制度剝削,源於香港的經濟發展過於集中在金融地產行業,擠佔了大部分租值,導致其他實業行業難以發展。香港十大富豪中,絕大多數都是地產起家。行業單一,社會風氣崇尚「速食」,炒賣風氣日盛,真正有心推動社會發展的賢士、實業家、發明家、創作者,缺乏生存空間,發展受到嚴重壓抑,只能成為被剝削的一部分。

其三,剝削制度造成環環相扣的深層次矛盾,其中市民的居住問題尤其突出。香港工資收入遠高於鄰近地區,但生活環境和居住條件卻遠遜於周邊收入較低的地區。薪金虛高,市民生活負擔重、壓力大,大部分收入都用以應付高昂租金,以及沉重生活開支。不少家庭在扣除租金後,只餘下僅可糊口的可支配收入,生活拮据,朝不保夕,難以儲蓄和發展未來,晚年境況坎坷。在這嚴重剝削的制度下,政府必須伸出強有力之手支援基層大眾,為他們提供更多保障免於剝削,公營房屋公應必須提速增量,而非以市場經濟、自由市場為藉口不作為,或向商界傾斜,背棄廣大市民福祉。香港實行資本主義,但特區政府需要向中央負責,建設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並不允許躺平放任。政府有責任打破香港社會的「世代剝削」,創造公平公義的環境,消除跨代貧窮,讓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都能有發展機會,都能發揮所長貢獻社會,並為自己找到合理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空間。

三大保障,以勞工福祉為依歸

就香港現狀而言,勞工事務主要事項有三。一是讓勞工就業和收入得到保障,並能透過努力獲得應有的生活保障和有尊嚴的生活。這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每一個人都應該享有的人權。二是勞工潛能的發展和提升,讓每個人都能善用天賦,發揮所長,找到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達到自我實現的需求。三是讓勞工在安全的環境下工作,不會因工作而導致傷亡、無可挽救的嚴重後果。假如沒有適切的法例保障職業安全,指望僱主自動自覺為職工做足安全防護,幾為不可能,沒有法律保障必然導致意外頻生。

對於勞工的保障,考慮的應是職業生涯的各個環節。由在學以至初出茅廬,便應該有適當的職業和事業導向,讓莘莘學子認清自己的事業目標和路向,並有拓展轉業空間延展就業機會。現時香港學校,參照英國,以文法學校為主,導致不少學生中學畢業後缺乏謀生技能,社會卻缺乏相應的職業技能人力。顯然是資源錯配。所謂行行出狀元,隨著社會變遷,現在對動手能力強的技術型人才需求渴市。國務院2019年1月便印發了《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指出「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是兩種不同教育類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目標是「完善職業教育體系,為服務現代製造業、現代服務業、現代農業發展和職業教育現代化提供制度保障與人才支持」,暢通技術技能人才成長渠道,以培養高端、高層次的應用技術型人才。香港需要推動更多「官、產、學、研」的項目,才能推動產業升級和科研創新。

另外必須重視的便是就業保障,政府應更多評估不同行業的人力資源需求和供求配對,人手過剩的,透過提供培訓鼓勵轉型;人手不足的,則理順行業就業前景,鼓勵更多新人入行,甚至政府主動出擊創造供應。比如香港的安老行業,長期缺乏人手和新血。加上土地資源不足,院舍供應短缺,業界便難以擴張和增加宿位。政府不作為其實也是對行業的打擊,是另一種市場失效,特別是民生必需服務,政府應主動參與,加大投入及調控,改善業界供應和就業情況。未來政府可加強各行業人力調查評估工作,有助於人力資源合理分配。

救失業方面,首先應時刻評估失業率的走勢,制定不同的備案和逆週期措施,以確保失業率基本維持在可接受水平之內,並確保每個家庭都有基本收入以應付日常開支。政府在改善就業市場環境和勞工生計上,應變被動為主動。例如在疫情期間,勞工市場環境惡化,政府主動創造職位,便是其中一個例子。政府應研究設立恆常性的失業支援機制及特別失業救濟,前者針對整體失業,後者針對特定行業和經濟環境提供支援。因應失業支援的承擔,政府應未雨綢繆,設立失業基金,持續滾存投資,作為支援失業的備用資金,用於恆常失業支援以及疫情或環球金融危機等特殊情況影響的開支。

除了失業支援,政府應就基層勞工的基本生活開支提供更多支援,例如今次財政預算案提出設立住宅租金的稅務扣除,就是很好的政策。不少基層家庭,特別是有年幼子女的家庭,生活和財政壓力大,政府應給予他們更多的支援。加拿大便容許育兒費扣稅,而內地也在今年3月設立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以鼓勵生育。設立子女教育支出和育兒費扣稅,已是全球各地大勢所趨。此外,香港的托兒服務嚴重不足,基層雙職家庭面對不少困難,也需要加強支援。

老有所養,完善退休保障及社會財富再分配 

社會要做到「老有所養」,勞工的退休保障必須加以完善。容許僱主對沖強積金是嚴重侵蝕僱員應有的退休權益,違背公義。強積金對沖,是把打工仔的血汗錢沖走,至去年12月31日,便已經累積抵消(對沖)了超過570億元。強積金是其中一條退休保障支柱,按照世界銀行的長者入息保障模式,屬於「第二支柱」。因此本屆政府必須把歷經兩屆政府,已獲得廣泛共識的「取消強積金對沖」法案在立法會通過,健全強積金作為「第二支柱」的功能。香港現時並沒有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沒有設立針對退休的社會保險和養老金制度。「社會保險」退休金,對於很多基層長者尤為重要。不少基層勞工收入不高,就算有強積金供款,累積用於退休的儲蓄一般不多。工聯會自1994年便提出綜合退休保障方案,希望利用土地基金,加上政府、僱主和僱員三方供款,讓每名65歲或以上的永久性香港居民獲得每月定額的「社會保險」退休金。新一屆政府應更多著手檢討和改進全港勞工的退休保障安排,未雨綢繆,做好退休保障的資金安排,讓社會老有所養,讓每一位長者都能有尊嚴地過著退休生活。

香港是一個富裕的社會,但並非一個公平、公義的社會。香港的堅尼系數早已超過0.4的警戒線,除稅及福利轉移前為0.539,除稅及福利轉移後仍高達0.473,情況並不理想,反映社會分配嚴重不均,分配機制失衡,勞工被嚴重剝削。在政府消極對待貧窮下,香港的貧窮人口屢創新高。根據《2020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政策介入前的香港貧窮人口高達165.3萬人(政策介入後為55.4萬人),在職貧窮接近25萬人(政策介入後為61,500人),兒童貧窮人口達到274,900人(政策介入後為85,900人)。工聯會建議新一屆政府設立減貧專員,走入群眾,了解貧窮家庭真正面對的跨代貧窮、發展和創收問題,提供更精準全面的支援。同時,政府應制定絕對貧窮標準、基本生活需要開支標準,訂立消除絕對貧窮的路線圖和時間表,由以往「福利保底」、「數字扶貧」的思維,改為以「福利支援 + 機會促進」的「授人以漁」扶貧模式。政府也要考慮如何從第一、第二和第三次分配著手,尤其是如何讓高利潤企業承擔更多,開徵遺產稅及土地閒置稅等,以完善社會財富再分配。

我支持新一屆政府「以結果為目標」的施政方向,把市民福祉的提升和共同富裕作為政府施政願景,造福百姓,這和工聯會早前新工運提出「共建 共榮 共享 共贏」理念是一致的,讓每一個香港人都可以安居樂業,共享成果。

取消外判,以衷誠團隊保障政府服務

政策理念再好首重落實,人才再多關鍵是團隊。政府要有能力和意志打造自己的團隊,實際推行政策落地,需要自己的團隊才能行而有效。現在事事依賴外判,存在服務不到位,甚至是政府服務鏈條斷裂,這是行政懶惰,更是授人以柄,存在隱患極其危險。另一方面政府作為全港最大的僱主,也有責任帶頭取消外判以維護勞工權益,做好僱主榜樣,引領社會風氣。強大的動員力是行動力的保障,高效有為的政府才能獲得更廣泛深厚的支持。

今年三月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政府工作報告》要求全體公務員要有「公僕精神」,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施政理念,真心實意為人民服務。政府唯才是用的同時還有注重德才兼備,愛國愛港愛民才能建設好香港這個共同的家園。不可否認大多數公務員具備服務市民的質素,但是政府有必要檢討制度,培養公務員服務市民的信念,進一步強化建設香港和愛國的聯繫,愛國就能更具體。隨著「愛國者治港」原則的貫徹落實,去年全港公務員已經完成效忠宣誓,然而改革要避免形式主義,一紙誓言之後還要觀其行,養其心,因此政府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培訓和管理,淨化隊伍,凝心聚力,形成新機制。

新一屆政府要實現良政善治,精神上要形成凝聚力,政府架構龐大複雜,要方向一致,力往一處使,才能讓全社會形成向心力。新一屆政府不僅要為政府管治團隊找回精神上的共同信念,也要為社會建立共識,重建香港價值觀。香港的發展要與國家發展相輔相成,將國家所需,香港所長,作為核心競爭力,對國家有擔當,香港才能有實惠;香港的發展要讓人人都能夠參與,在建設中共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榮光!

(作者吳秋北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立法會議員)

工聯會2022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宣言

各位市民,各位工友,工聯會的兄弟姊妹們:

五·一國際勞動節始終是勞工大團結、維護勞工權益和勞動尊嚴的一面旗幟,勞動光榮、勞工神聖永遠是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精神動力!

不經不覺間,這已經第三個在疫情下度過的五·一國際勞動節,這場突如其來的疫症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工作習慣,對各行各業都造成相當殘酷的衝擊。香港第五波疫情剛剛穩定下來,最新公報首季度失業率回升至5%,就業不足率回升至3.1%,意味著有18.85萬人失業,11.7萬人就業不足,相信現時情況只會更嚴重。疫情肆虐,凸顯了我們應對風險和制度的脆弱性。雖然政府推出多輪一次性紓困措施,始終難以從根本解決問題。對於手停口停的打工仔而言,一份工就是一份生存下去的希望,更關乎勞動者的尊嚴和社會健康發展,所以工聯會以「保就業,創職位,人人樂業安居」作為今年五·一宣言的主題,要求政府積極作為,為就業市場注入活力與希望,安定民心,穩固社會。

疫情持續也令貧富差距加劇,更加凸顯基層市民的艱辛與無奈。例如前線基層工友,防疫物資是保障勞動安全的必需品,也是一份沉重的經濟負擔。劏房住戶一人染疫,幾戶中招的現象屢見不鮮,如若遇到無良僱主被迫放無薪假,勞動權益受損,生活雪上加霜。疫症無情,人間有愛,工聯會發揮團結互助精神,疫境自強,與市民同心抗疫,共赴水火。作為工會,我們幫助打工仔維權,爭工道;在議會為打工仔發聲,建言獻策,要求政府解救勞苦大眾;作為愛國愛港團體,工聯會第一時間組織千人義工隊,發動5萬人次義工行動,奔走在社區抗疫最前線,及時為有需要的市民送上抗疫物資,上門支援感染市民逾4萬戶;和樂群等慈善機構一起為劏房戶送上抗疫援助金;參與主辦疫苗接種活動,為期38天。工人醫療所開展線上義診,為新冠患者答疑解難。總而言之,為工友服務是工聯會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新時代的工聯人,新工運的實踐者正在積極地身體力行,向工聯會「愛國、團結、權益、福利、參與」方針致敬。

然而這些還不足以回應新時代對工聯會的要求,工聯會作為全港最大的勞工團體,要肩負起改革社會,推動發展的使命擔當,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為廣大勞工、普羅市民謀福祉,建設一個共建共榮,共享共贏的公義社會。

去年工聯會提出新時代工運論述,指出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要打破資本壟斷形成的發展僵局,為香港打造新發展機遇,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出要完善財富再分配制度,設立全民綜合退休保障,建立失業援助制度和全方位福利保障體系,令全香港打工仔無後顧之憂,晚年生活同樣過的有尊嚴。

各位,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在經歷了黑暴和疫情之後,隨著港區國安法的頒布實施以及完善選舉制度,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等系列舉措,香港一國兩制進入了新階段,工聯會將會在「支持合作,批評監督」的原則下,與社會各界衷誠合作,支持監督政府依法有效施政,以改革政府管治文化,提升治理能力為目標,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施政理念,使全香港市民住有所居、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生活幸福。

時值香港第六屆行政長官競選之際,工聯會歡迎候選人以問題、目標和效果為導向,解決長期困擾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同時希望新一屆政府能夠重視勞工權益,切實回應勞工訴求,堅定取消強積金對沖的決心,並且加速落實,令香港的勞工政策,乃至方方面面都能得到更好的提升和發展。

接下來,我要提出工聯會今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六大訴求,包括:

  1. 政府應補漏拾遺 支援疫下受影響行業工友
  2. 發放緊急失業/停工津貼 長遠建立失業保障制度
  3. 政府帶頭取消外判
  4. 制定人力資源政策 加強職業培訓
  5. 創造優質多元職位 扶助就業
  6. 加快土地開拓 積極興建房屋

各位,疫情一定會過去,香港還要繼續向前。生活生產勞動不僅要恢復正常,還要更好更強!讓我們加強團結,堅定信念,真抓實幹,為我們的理想和目標而努力奮鬥!

預算案中的紓困措施

對於是次財政預算案(“預算案”), 我認為力度尚可,亦有不少新措施。預算案中的紓困措施,相信有助短期支援市民渡過難關,特別是創造就業和發放消費券,我是表示贊同的。在中、長遠經濟規劃上,預算案雖有着墨,以產業發展和基建為主,但在如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上,仍須有更多的政策思考和更積極的作為。

對於如何在中長遠創造一個更合理和有保障的勞工市場,以及在土地房屋及扶貧方面,仍略有不足。司長在預算案接納了部分工聯會的建議,例如租金免稅額、消費券1萬元等,在此我是表示歡迎的,亦期望政府能多聆聽和多吸納好意見,從善如流。

整體而言,工聯會對是次預算案表示支持, 並支持撥款。以下我要表達幾點意見。

第一,有關貧富懸殊的問題。是次預算案有很多一次性措施,包括免稅、電費補貼、暫緩追討欠租、消費券等,相信能解燃眉之急,對援助疫情下市民面對的生活重壓有一定的幫助,但這些都是一次性的,因此未能根本解決問題。隨着疫情緩和,我預期經濟會逐步回升,政府有責任作一個更全面的中期規劃,讓市民可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正如司長於是次預算案提出經濟發展是為了提升所有市民的生活水平。現時香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面對在職貧窮、跨代貧窮、長者貧窮等問題,政府責無旁貸,需改革扶貧政策及策略。香港扶貧政策要更具前瞻性,不應局限於以福利保底,而應該以更精準的方式來支援弱勢和貧窮家庭,讓人人都能獲得向上流的機會。同時,也要在資源分配、收入保障機制上着手,讓香港社會更顯公平、公義。

因此,我們多次建議政府應設立減貧專員,專責精準扶貧、滅貧,另外亦要完善最低工資保障制度。是 次預算案提高持續進修基金上限、加大培訓力度,對提升“打工仔”在勞動市場上的競爭力有一定幫助。但是,政府亦應着眼於改善就業環境及創造就業機會、全面提升社會人力資源質素及僱員待遇,配合未來經濟發展去投放資源培訓人力,以就業為優先,提升基層市民的就業機會。

第二, 要做好財富再分配。代理主席,香港需要向國家學習,落實精準扶貧,並做好財富再分配的工作。現時有必要調整財富資源分配制度,各行業、各階層應共享社會發展成果,以至共享未來發展的機遇。工聯會提出新時代工運,亦都是強調“共建、共榮、共享、共贏”的理念。政府應該考慮在現有二級稅制下加設第三級,對超過1億元的應評稅利潤徵收17.5%的稅率。粗略估計,所得新增稅款金額每年約為60億元,對現時平均1 000多家巨型企業所承擔的可謂九牛一毛,但卻能夠讓貧窮的市民獲得更多支援,可以得到更好的發展, 早日擺脫貧窮。

第三, 公營房屋短缺和居住問題。代理主席,是次預算案提及的十年建屋計劃,指已覓得約350公頃土地興建約33萬個公營房屋單位,加上是次預算案提及17000間過渡性房屋等,為加快樓宇供應推出更多寬免措施,如此種種均反映政府確是有意解決市民居住困難的情況,明白市民對房屋的迫切需要。不過,我認為政府應有更大的決心、更大的力度解決問題。公屋供應長期不足,截至2021年12月底,公屋平均輪候時間為6年,有超過226 000人居於“劏房”。代理主席,我探訪過不少“劏房”住户,深切體會到大多數環境非常惡劣,甚至不適宜居住,政府有責任為基層市民提供能負擔、有尊嚴的居所。

公屋3年“上樓”的承諾應該作為基層房屋政策的指標,工聯會在上年年底做過調查,有三分之一市民選擇“政府應增建公屋,以兌現3年公屋‘上樓’的承諾”作為解決房屋問題的建議, 我想強調3年“上樓”不應該只是一個口號或說了就算, 大多數基層市民住在不適切房屋,政府應該明確、清晰地制訂可實行的時間表、路線圖及有責任人,將資源用得其所, 讓“劏房”、籠屋成為歷史。

代理主席,司長於預算案設立租金開支扣稅,我相信可以紓緩市民房屋的負擔, 住宅開支扣稅亦是工聯會10多年來一直爭取的,對於司長採納此意見,我表示支持。香港樓價及租金高企,市民居住負擔沉重,居住環境卻越來越細,2021年香港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是16平方米,遠遠低於全球標準。《香港2030+》把人均居住面積的目標定為215至237平方呎,政府有甚麼方法和方案達致這個目標,有沒有相應的時間表?我希望政府可以同時規劃不同的房屋政策,令房屋對所有香港市民變得“可負擔、能安居”。

土地及房屋政策關乎千家萬户的福祉,香港連續12年蟬聯全球最難負擔房地產的榜首,國家早已確立“房住不炒”的定位。我認為資助房屋和私人房屋市場應該要分開,售價與私人樓宇應該脫鈎,要建立人人可負擔得起的房屋市場。代理主席,社會上有很多深層次矛盾, 我很希望未來政府能夠提出措施,解決這些深層次矛盾。

「改革香港的扶貧政策和策略」議案修正案獲得通過

去年我國宣佈實現全面脫貧,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稱讚「中國取得脫貧攻堅全面勝利,這一重大成就為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所描繪的更加美好和繁榮的世界作出重要貢獻。中國取得的非凡成就為整個國際社會帶來了希望,提供了激勵。」


「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第4段承諾:「不遺下任何一個人。我們將實現為所有國家、所有人和所有社會階層制定的目標和具體指標。」消滅絕對貧的目標提前十年實現,解決了7.7億人口的貧窮問題,佔同期全球減貧人口的70%以上。


主席,國家改革開放以來,進入高速發展全面現代化階段,國民生活水平得到顯著提高,社會主義發展經濟的本質是要服務人民,所以國家解決貧窮問題有決心、有目標,能夠持之以恆,而且也針對不同的階層、群眾、城鄉、地區,做到「精準扶貧」,目標為本。


作為國家的一部分,雖然制度不同,但是「以人為本」的治理理念應該相同,香港是個富裕的地區,人均GDP達49036美元,位居世界前列,但香港也是全世界貧富不均最嚴重的地區之一。人均近5萬美元的GDP的真相是長期有百多萬貧窮人口,每7個港人就有一個處於貧窮狀態,小部分人的「富裕」讓香港蒙羞!國家脫貧經驗值得借鑒,滅貧的決心和目標更是必須學習。香港過去扶貧策略存在諸多短板,結果是愈扶愈貧。我舉個簡單例子,政府2011年成立關愛基金,當時目的是希望「民間和商界積極參與扶貧,體現三方協作共同承擔的理念,引入新思維,令措施更具彈性、更加到位」,但最終這個三方協作的關愛基金,政府出錢200億、而商界捐款只有18億,而原本所講的「民間和商界積極參與」最終走數,「新思維」亦不見有,唯一能夠做到就是補漏。可惜這對於整體解決貧窮問題,只能說杯水車薪,力有不逮。


主席,所以我的修正案提既內容,主要是希望政府在扶貧、減貧路上做到幾個方向,第一是「精準」、第二是「達標」、第三是「問責」,最後就是「實質提高基層生活水平」。因此我在修訂的第一點要求針對不同群組制訂專門減貧策略,就是務求精準扶貧。第二點制訂「基本生活保障線」,就是要有具體減貧目標;第四點設立減貧專員就是要政府內要在貧窮問題上有負責人員,而其他建議如改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可負擔房屋、為居住‘劏房’及基層家庭兒童提供津貼及照顧服務、加強人力資源培訓及技能提升等等,就是針對基層家庭的貧困處境,實質幫助他們改善生活。


主席,香港的扶貧工作,每屆政府都說重視,但每屆政府都「講過當做過」,最終造成當下貧窮人口165萬、貧窮率23.6%的新高。政府每年在貧窮狀況報告都會指,政策介入可令貧窮人口和貧窮率大幅下降,實際上不過是「數字扶貧」、「數字遊戲」,我們見到大批基層家庭生活水深火熱,住劏房、手停口停、貧病交迫,政府對此應要認真檢討。另外,就是政策介入前貧富差距年年加劇,這就表明自由經濟下香港的勞動保障及工資水平失衡,打工仔收入根本追不上通脹,貧窮問題無從解決,政府有需要作出全盤檢視,並在個別的政策如人力、房屋上作出改革,這才可以縮窄香港「結構性的貧富懸殊」,我希望現屆以至新一屆的政府都能將減貧、滅貧的工作放在重要位置。

「三減、三重、一優先、四集中」,全力以赴避免疫情反彈

對於現階段以「三減、三重、一優先、四集中」為主要的疫策略,本人認為是適時的處理,對於暫緩全民檢測,也表示理解。數據所見,疫情仍然嚴峻,每日新增死亡仍維持在超過200人,累計死亡人數6364人,而住院危殆個案現在仍超過100個,所以嚴防死守的意識仍然非常重要。對於日前特首公佈4月21日起,為期三個月,分三階段放寬防疫措施的計劃,本人認為需要強調的是,放寬計劃要在堅持嚴防死守,做到某程度的防疫防控效果之後,才能考慮放寬。所以,希望政府能夠在這段時間分階段報告抗疫成果,例如疫苗通行證如何落實到位,以幫助保持抗疫成果?另有家居隔離的感染者,未被送往隔離設施,政府應該做好感染人士的保障工作,建議成立專責志願隊提供精準服務,將抗疫物資,生活物資送貨上門。

特首表示,疫情嚴峻,但也希望給社會信心,高峰已過。對於有人形容是放寬,其實是「無嘢放寬」,只是給社會了解疫情情況。三階段放寬的大前提,疫情不反彈、個案繼續呈下降跡象,才會放寬。特首亦表示,現在物資已經在追落後,有遠程診治、開了23家指定診所和主動接觸高危居家人士,現在基本上到位,但可以做得更好的,會去做得更加好。


事實上,防疫抗疫,公眾需要更多支援,也需要政府以行動給予信心。政府在支援居家抗疫方面嚴重不足,難稱到位,只是疫情逐步緩和才開始追落後。現在每日新增死亡仍超過200宗,新增確診仍過萬,要令市民有信心,政府需要將策略落實,真正幫到有需要的人。今早有一名早前確診新冠的柴灣居民在單位內昏迷,送院後證實死亡。生命寶貴,我們要全力以赴避免發生這種不幸。我當然希望社會可以更正面去應對疫情,但政府也要有具體細緻的行動挽回市民的信心。

五大建議籲特首團结社會共同抗疫

【團结抗疫】「施政報告」是在去年10月發表,當時並未出現第五波疫情。到現在致謝議案,第五波疫情已過了超過一個月,仍未見底,雖然市民對此感到擔憂與焦慮,仍然努力配合政府的各項措施。實事求是地講,過去兩年香港疫情控制的不錯,第四輪疫情之後,也摸索出適合香港的封區檢測方案。只可惜,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免檢疫漏洞和抗疫設施不足,讓香港未能躲過Omicron大爆發,醫療系統瀕臨癱瘓。所幸特區政府及時向內地求助,中央以及廣東省政府也按照特區政府的需求,全力支援香港抗疫。然而能否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優勢,利用好祖國的支援,還要看特區政府的統籌能力,以及戰勝疫情的決心。昨日行政長官澄清了三件事,包括政府堅持動態清零、特區政府負有抗疫主體責任;防疫策略須因應疫情不斷優化;以及特區政府上下同心抗疫。面對如此嚴峻的疫情,特區政府沒有放棄,堅持對全港市民生命健康負責,我想,無論是作為一名議員,還是一個普通市民,我都願意肯定特區政府的積極態度,並且願意盡己所能,與社會各界團結一致,支持政府帶領全體市民擊退疫情,所以,我再次敦促政府上下同心,擔當起主體責任,堅定意志信心,對全體港人生命安全負責,不放棄每一個生命,堅持「動態清零」原則不動搖。

習近平總書記對香港抗疫工作親自做出指示,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祖國永遠是香港最強大的後盾。此刻,我更想呼籲香港各界給予政府充分的支持。我們作為議員,有監察和監督政府的職能和使命。但這不代表我們只有批評。所有監督批評都應是建設性的,都應基於愛國愛港之心,都是要打理好香港這個家。在此,我想特別感謝每一位投入抗疫前線的工作人員,無論是醫護,還是清潔工人、安保人員,兩地司機等等。是你們的奉獻與堅持,擔當和負責,確保各項抗疫措施得以落實。在抗疫上,我們還有很多要改進之處,要保護好前線人員,做好後勤保障,將各項工作做的更加細緻,讓受影響的市民身心都得到關顧。同時必須肯定政府能夠及時吸納意見,迅速調整政策,希望能夠再接再厲。我建議政府加大力度支援受影響的市民,必要時啟動緊急法抗疫。只有全社會上下一心,團結互助,抗疫才能事半功倍,儘快取得勝利。

這份施政報告,不能算是完美,仍有很多地方要改善,特別是如何利用好國家發展機遇、貧窮問題、住房問題等,都仍有很多意見要吸納,很多地方要繼續努力。在之後的環節,我將就具體政策內容發言。整體而言,我仍希望能通過這個致謝議案,接下來特區政府要更努力去處理疫情,工聯抗疫義工隊已迅速組建,人數達千人,堅決發揮團结互助精神,支持政府堅持抗疫「一國」標準,隨時配合各項抗疫工作。另外,我建議政府利用好中藥和中醫治療,以及加強宣傳和保持信息流暢,及時疏導市民,保持社會穩定。

強烈建議政府

– 加大力度支援受影響的市民

– 必要時啟動緊急法抗疫

– 堅持抗疫「一國」標準

– 在新冠治療中融入中醫治療

– 加強宣傳,保持抗疫資訊發放清晰流暢

規管外傭中介、保障僱傭權益


主席,我原則上支持陳家珮議員的這項議案,我們認為應該更準確地指出要打擊不良中介,保障本地家傭僱主的權益。

事實上,現時的外傭政策基本上是沿襲自港英時代,其實這制度仍屬於殖民統治的產物。過去香港有本地的“馬姐”,後來當引入外傭後,這行業便式微,嚴重打擊了本地家傭的就業。在疫情下,為防疫防控,自然要“外防輸入”,所以在外傭方面會有短缺。不引入外傭,會難以滿足我們部分家庭對於家傭的需求,但引入外傭,既有可能導致疫情,亦有不良的中介趁機謀利,部分傭工亦見供應不足而趁機抬價,本地家傭僱主的權益因此而受損,這點剛才很多議員也提過。
這些家傭僱主,很多都不是大富大貴,是普通家庭,而大多數都是“雙職家長”,即夫婦兩人為口奔馳,需要家傭照顧其家中老幼。對於家傭的需求是屬於剛性需求,但是,在疫情下、生活壓力下,工作穩定性大減,他們還要被這些無良的中介剝削,實在是慘上加慘,因此,他們的權益確實需要獲適當的保障。我絕對認同需要重新審視現行的家傭制度,特別是如何針對現時在疫情下這特殊情況,即家傭的供應遠遠未能滿足本地的家庭需求。這裏所說的家傭,其實不只外傭,因為這些需求並非只有外傭能夠滿足,特別在疫情下,不少基層失業者大多可以轉為本地的家務助理,我們的黃國議員已就這方面提出很具體的建議,政府確實需要設立相關的培訓以至相應的保障,令本地家務助理的就業更有保障。

另一方面,我亦在此促請局方與疫情受控、沒那麼嚴重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商討,以拓寬現時供應的多元化。這既可減低疫情輸入的風險,也能夠引入競爭,更好地滿足本地的需求,解決家傭短缺,令一些在疫情下,因這短缺而謀取暴利的無良僱主,無良中介不能再得逞。我亦希望局方設立一個制度,將惡意“跳工”的外傭列入黑名單,亦要加強做這方面的紀錄,令僱主能夠查閱紀錄,同時要加強打擊教唆外傭“跳工”的無良中介。
主席,我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