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財富公平分配向「共同富裕」出發——論新時代工運之四》

吳秋北

2021年8月30日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

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老子:《道德經》

特區政府早前舉辦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宣講會,隨後貿發局舉行高峰論壇等活動,讓各界能更準確把握未來發展方向。正如諸位講者所言,香港未來發展最大的機遇在內地。香港要提升競爭力,打造新優勢,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尋得自身新的經濟增長點。「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綱要中均有篇幅談到香港,路線清晰,目標明確。

客觀來講,中央政府制定國家發展規劃已到第十四個五年,經驗豐富,切實可行。事實證明只要上下一心,集中精力謀發展,真心實意為人民謀幸福,得到人民的擁護,規劃就能落實,發展遠景就可兌現為眼前美景。而對香港而言,「發展」也不是新課題。當社會各界達成共識,回歸到發展經濟,解決民生問題的正軌上,香港定能成為實現國家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強大驅動助力。

「貧富懸殊」還是「共同富裕」?

隨著港區國安法實施及展開執法工作,愛國者治港原則和新選舉制度的落實,香港一國兩制實踐進入了新階段,社會恢復穩定,經濟發展重新啟程,如何在新一輪發展中避免貧富差距的擴大,以至收窄貧富差距,政府制定政策時應更具前瞻性。新時代的發展機遇不應被財閥所壟斷,一個公平公義的社會是機遇共享的社會,各階層都有權利在新機遇中,有所貢獻,有所收穫。然而,貧窮卻總是將基層群體擋在機遇的大門之外。《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提到特區政府的扶貧理念,便會發現其思維非常過時。比如說到就業更生,只被動地應對失業,對在職貧窮的幫助明顯不足。在2019年,非綜援在職貧窮人口達到66.4萬人。他們不是沒有就業,而是就業所獲得的收入不足以應付基本生活。更有甚者,就是工資過低而工作時間過長,導致無法改進技能,只能困在原有的「貧窮模式」。再比如跨代貧窮,更是階層固化的重要原因。為青年人創造向上游的機會,先要幫助新一代脫貧,扶貧要想扶真貧、真扶貧,就不能搞修辭文字遊戲,不應自滿於做過就算,卻不重效果,只扶貧不脫貧的理念是在原地打轉,顯然不符合新發展理念,難以滿足新時代的需求,沒有體現出以人民為中心的施政理念。

扶貧應是整體配套,而非像西方那種以福利保底、基本失敗的傳統思維。政府一方面沒有決心幫助弱勢群體提升在勞動市場的競爭力,一方面任由市場自由壓榨剩餘價值,另一方面又以現金扶貧消磨勞動原動力,長此以往,這種扶貧思路只會弊大於利。而對於同樣有份參與社會建設的在職貧窮人士,他們是現行剝削制度下的受害者,在無法獲得能支持其基本生活和發展的合理工資的同時,卻在政府一大堆標準設定下,被排除在扶貧對象之外。現時香港更多是使用相對貧窮線來制定扶貧政策,未來需檢討是否需要同時制定絕對貧窮線,並在絕對貧窮線的基礎上,補貼在職貧窮者的收入,提供真正的脫貧機會,令其有充足資源投資自身發展,脫離原有的貧困生活模式。即便是遵循市場競爭原則,政府也應該發揮平衡作用,在資源分配、收入分配環節促進公平,彰顯公義。

除在職貧窮外,香港的兒童貧窮問題令人憂慮,兒童貧窮又與貧窮家庭相關。兒童貧窮問題是2020年十大關注議題之一。根據《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在2019年,政策介入前的貧窮兒童達到25.3萬人,兒童貧窮率為24.9%。而在提供恆常現金的政策介入後,貧窮兒童人數減少至18.1萬,兒童貧窮率仍達17.8%,而且這種現金津貼有否真正落實到改善兒童自身的貧窮狀況,難以肯定,顯然這不能視為完善合理的扶貧措施。長者貧窮是另一個重點,根據《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在2019年,政策介入後的貧窮長者人口仍達391,200人。長者貧窮可以是累積的,比如原先已處於貧窮狀態,到晚年未有扭轉。也有是因為晚年健康轉差,導致醫藥費負擔過重。同時,沒有工作能力,但要承擔高昂租金,致使長者積蓄迅速耗盡,跌入貧困境況。首任特首董建華在任期間便已提出「老有所養、老有所屬、老有所為」,期望讓長者都能安享晚年,目標把長者平均輪候公屋時間縮短至2年。但諷刺的是,根據房委會數字,在2021年3月底,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3.6年。可以說,這個問題早在回歸之初已知,但到今天不但仍未解決,更有惡化的趨勢。

早前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港區國安法實施一週年紀念活動上的講話指出,要「消除影響香港社會政治生態好轉的各種痼疾,衝破制約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各種利益藩籬,有效破解住房、就業、醫療、貧富懸殊等突出問題,不斷提高特別行政區治理能力和水平」。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縮短貧富差距是中央交給特區政府,治港愛國者們不可推卸的硬任務!

「財富再分配」要符合「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理念

政府在經濟上的角色,不單是推動經濟發展和效率的提高,更重要是發揮財富合理分配功能。明顯地,香港政府在收入再分配的表現未如理想。香港2016年除稅及福利轉移前的堅尼系數已達0.539,除稅及福利轉移後的堅尼系數仍高於0.4的警戒線。作為全球最富裕城市之一的香港,竟有超過100萬人活在貧困當中,實在令人羞愧!疫情到來,科技鴻溝擴大、基層失業問題加劇,相信貧富懸殊問題將會進一步惡化。貧窮問題必須有系統地解決,不容繼續拖沓!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的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上重點提出「三次分配」、「共同富裕」概念。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共同富裕」並不是「同等富裕」,而是在以人民為中心的施政原則下,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等問題,求得高質量發展中的全民幸福感。「共同富裕」追求的是「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避免的是小部分人吃蛋糕,大部分人「食西北風」,讓人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能普遍達到雙重富裕。第三次分配被比喻為促進社會公平的「溫柔之手」,是與以市場實現收入分配的第一次分配,和政府通過稅收、福利等措施再分配的第二次分配的同時進行的第三次分配,比如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其目的是為了縮小貧富差異,推進共同富裕,由全面小康社會走進全面富裕社會。

上調利得稅至17.5%,政府年收入增加60億

說回香港,現時有必要調整財富、資源分配制度,各行業、階層共享社會發展成果,以致共享未來發展機遇。工聯會提出新時代工運時也強調共建、共榮,共享、共贏理念。政府應考慮建立相關基金,在原有二級稅制下加設第三級,對超過1億的應評稅利潤徵收17.5%的稅率。根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就黃定光議員在2021年5月26日在立法會的提問,應評稅利潤超過 1億港元的公司數目(共1000家)僅佔註冊公司總數0.9%,而這些公司合共貢獻的利得稅則佔71.8%。粗略估計,新增的第三級利得稅的金額每年約為60億,即每家這類公司只額外承擔多600萬而已,對它們只算是九牛一毛,但卻能讓貧窮市民獲得更多的支援。

其次是要有完善的策略和時間表,對症下藥。一方面,政府在扶貧上須更多收集和應用大數據,從微觀層面挨家挨戶了解不同貧窮家庭的需要,令政策貼地、落地,精準扶貧。另一方面,扶貧必須訂立指標,定期公佈進度成果和政策檢討。

人所共知,香港的財富分配高度集中在少數富豪手中,長時間、跨領域、全覆蓋式壟斷。據瑞信研究院最新發表的《全球財富報告》,香港百萬富豪集中度高達8.3%,全球排名第四,財富超過5000萬美元的人士有2801人。《經濟學人》2014年發表的「裙帶資本主義指數」(Crony Capitalism Index),香港位列世界第一,從事「尋租」活動或與政府有密切關係的富豪,其財富集中度佔本地生產總值接近60%,第二位俄羅斯僅為18%。世界財富與收入數據庫在今年7月發佈有關香港貧富懸殊的研究報告,發現收入最高1%的人的工資總額,高於收入最低50%的人,而香港財富集中度位列全球第一,最高財富總額(前 0.001%)全球排名最高。財富集中的問題導致社會不公,累積深層矛盾,也嚴重窒礙產業多元化發展。回歸至今都未有改善,還在持續惡化,證明社會的財富再分配功能嚴重失效。這是治港愛國者不可迴避的問題。

善用「一國兩制」,抵制資本剝削窒礙發展

今年7月,習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講話指出國家打贏了脫貧攻堅戰,實現全面小康,在實現國家第二個百年目標的新征程上「要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夏寶龍副主席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回顧與展望」專題研討會上的講話,就人的全面發展,更具體地闡釋為「孩子都能健康快樂成長,學生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青年都有廣闊的就業創業舞台、都能去追逐自己的夢想,長者都能頤養天年,全體市民都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那麼,香港作為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難道可以自立於「全體人民」之外嗎?

香港要逐步形成更普惠公平的社會,讓每個人都能平等地享有向上流動和致富機會。香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一次分配的經濟成果更多被資本家擠佔,缺乏實力的無產勞工階層,唯一依靠就是工資及其增長。然而,多年來香港勞工階層的實質工資增長緩慢,相對四大支柱產業的雙位數增長率,可謂慘不忍睹。政府應主動作為,不應冷漠地推諉給市場。

當經濟命脈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政府的平衡作用自然缺少砝碼。制度得益者自然用盡各種方法製造反政府聲音,令政府政令不行,寸步難進,無法處理制度上的嚴重剝削與不公(有迹象顯示財閥支持2019年黑暴就是例子)。再分配機制的重建和活化,政府必須有更穩健的收入以推行有效的扶貧政策。適當增加稅收增強政府穩定收入,針對貧窮群體,在教育、再培訓、醫療、房屋等方面,讓恆常配套扶貧脫貧措施得以建立,再分配功能得以有效運作。

內地全面脫貧的成功經驗證明,只有系統性、恆常性的配套措施才能是「扶貧、扶智、扶志」的有效措施,有效的扶貧脫貧是為社會減負,讓人人有機會,也有利於市場健康、可持續的發展。財富公平分配與扶貧脫貧協同思考,由上至下共同努力,以實現「共同富裕」,這本是人類社會文明的應有之義和共同追求,是建設高質量民主社會的物質基礎,也是道德基礎,政府責無旁貸。新時代工運更要廣泛團結社會各方力量,主動參與、督促政府更好進行財富分配,達至共同富裕。

新時代工運做甚麼,怎麼做

吳秋北

2021年8月3日

隨著新選舉制度落實,香港「一國兩制」事業進入新里程,「愛國者治港」原則對香港管治人才提出新要求,為愛國組織、政團建設指出發展新路向。新時代下愛國工運必須堅決維護國家安全,穩固政權;必須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穩定社會;必須樹立港人家國觀念,穩定民心。這是新時代工運的歷史使命。我們深刻認識到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落實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落實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特別行政區社會大局穩定」,這一重要論述,對維護國家整體利益,香港根本利益、長遠發展的重要意義。

工聯會新時代工運認同、擁護習近平總書記「兩個落實和兩個維護」的治港理論。自覺擁護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自覺維護落實「港區國安法」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自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自覺維護香港社會大局穩定;自覺推進「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自覺履行「愛國者治港」責任義務;自覺弘揚愛國愛港精神,引領香港共擔中華民族復興歷史責任,共享國家繁榮富強偉大榮光。

新時代賦予新工運以新任務,為達成我們的使命,新工運必須:
1.堅持愛國愛港政治立場,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愛國者治港」原則,積極參與特區管治;
2.堅持「愛國 團結 權益 福利 參與」工運方針,維護勞工權益、捍衛勞動尊嚴,完善退休保障;
3.堅持反對資本壟斷,拉近貧富差距;建設「人人有機會」智慧社會;
4.堅持解決住房、就業、醫療等社會深層次矛盾,推動政府施政「以人為本」,實現社會發展成果共享;
5.堅持改革司法、教育、輿論、管治制度,徹底去殖;
6.堅持參政為民,服務市民,為群眾辦實事,踐行「以人民為中心」從政理念;
7.堅持團結各方,顧全大局,維護國家、香港的根本利益、整體利益。
8.堅持學習,不斷提高思想覺悟、政治修養、業務能力,做「愛國者」表表者;
9.堅持與反中亂港分子作鬥爭,居安思危,防微杜漸;
10.堅持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以上構成堅持和發展「新時代工運」的基本方針,是工聯會所有參與特區管治、投身工運事業的人員的遵循;是「新時代工運」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針,工聯人做優秀的新時代工運人才,政治人才,專心致志、真心實意地參與香港建設,引領工運事業,在新時代繼續為實踐「一國兩制」、國家富強、民族復興貢獻力量。

香港的變與不變都不能反動—論新時代工運之一

吳秋北
2021年2月4日

本週一在北京舉行的「完善『一國兩制』體系,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專題研討會」上,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發表重要講話,中央對香港政改有了明確方向,自然涉及到香港的變與不變。《基本法》第五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這是我們一直理解的「五十年不變」。這個「承諾」包括兩部分,一是資本主義,一是生活方式不變。

說到資本主義,國家並沒有打算讓香港變成社會主義社會,因此產生「一國兩制」的構想,「一國兩制」是為了求同存異,而不是製造矛盾。即便是在經歷了一場失敗的政變之後,中央也無意改變對這一方針,只是通過完善制度、落實原則來解決「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資本主義有程度之分,極端資本主義社會,又或是裙帶資本主義,都不是理想的資本主義形態。早在2014年,英國《經濟學人》便發表了裙帶資本主義指數,香港位列所有地區的榜首,大部分財富都由大財團壟斷,而大部分新增財富都由大財團佔有。我們談到資本主義的好處,主要建基於自由放任下的逐利行為對社會生產力有激勵和促進作用。然而,現在我們所見到的香港,是大財團透過其固有的資本優勢「吃老本」,以剝削勞工而非促進生產力來維持其經濟利益和地位,高地價、高租金窒礙了所有行業的發展,導致香港經濟無法轉型,產業無法升級。如何改革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讓社會重新回到能促進生產的資本主義形態,這是不變之中需要變的部分。

我認為維持某種制度不變並非「五十年不變」的宗旨,民生福祉、生活幸福才是「五十年不變」的意義。香港要發展成為一個兼顧民生、經濟、公平的資本主義社會,就要避免走向極端資本主義,需要制衡和約束資本壟斷形成霸權。作為既得利益者,對於改革自然是抵制的,於是累積下來的民生問題、深層次矛盾就成了「灰犀牛」,暗藏著龐大的反動性,是極具顛覆能力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壟斷集團為了轉移矛盾,常用的障眼法就是暗中勾結反對派,製造政治麻煩,和中央較勁,以維持資本壟斷。反對派只是表皮,大財團才是核心,2019年這場暴亂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改變香港現狀,惟有依靠強而有力、能擔當、肯作為的政府,以行動來改變現狀。面對實力懸殊的大財團和小市民,政府如何自處?是否願意以官民協作代替官民對立?如何避免那些帶有嚴重偏見的媒體或資本代理人的片面之詞,掩蓋民間真實的聲音?肯不肯讓民間在政策上有更多參與?不是表態上的參與,而是真正動手的參與,讓民間分工,成為政策落實的一部分。政府要有培養愛國愛港民間領袖的格局,持續推動公共資源向基層延伸,讓民眾得以有效組織和動員起來。事實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10月深圳改革開放40週年的講話中,對深圳提出的要求,同樣也適用於香港。

「生活過得好不好,人民群眾最有發言權。要從人民群眾普遍關注、反映強烈、反復出現的問題出發,拿出更多改革創新舉措,把就業、教育、醫療、社保、住房、養老、食品安全、生態環境、社會治安等問題一個一個解決好,努力讓人民群眾的獲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續、安全感更有保障。要尊重人民群眾首創精神,不斷從人民群眾中汲取經濟特區發展的創新創造活力。要把提高發展平衡性放在重要位置,不斷推動公共資源向基層延伸,構建優質均衡的公共服務體系,建成全覆蓋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系。」

另一方面,以往很多人把政制焦點單純放在三場選舉上,即特首及選委會選舉、立法會選舉及區議會選舉。實際上,更多實權落了在港英回歸前刻意留下的諮詢架構,以及各個獨立機構、法定組織或專業團體手上,正是它們直接影響日常運作和接觸市民。最新近的例子有大律師公會,它在其專業領域上有著接近於官方的公權力,但卻能不受任何約束。這類組織本身,也容易成為藏汙納垢的獨立王國。如何讓實質管治權重新牢固地回歸到愛國愛港愛民人士的手上,避免反中亂港者獨攬大權為既得利益或外部勢力服務,阻礙香港的發展步伐,是政府急切需要落實的改革。政黨或從政者應更多把心力和資源放在政策研究、有效議政、有效參政和吸納民意上,協助政府優化政策,讓施政更為貼地。就工聯會來說,便是要讓勞工的聲音和訴求,以及對各行各業發展的觀察和期望,成為相關決策時必須考慮的因素。新時代的工運,既要在勞工權益上為工人發聲,治好大財團和大資本家的制度性剝削「頑疾」,也要思考如何讓各行各業得以升級、創新和創造,為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

至於生活方式方面,不可能有「絕對」上不變,正如過去鑽木取火,今天仍舊鑽木取火,便是落後。「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並非像生態保育般要維持香港絕對的「原生態」面貌,而是中央對「香港原有生活方式」所包含理念的理解和尊重,是對香港人生活本質的一項最本質的保證。例如我們回歸前經常談到的「馬照跑」、「舞照跳」,到今天依然。賽馬本質不變,但今天香港賽馬比回歸前舉辦更多的國際一級賽事,參賽馬匹蜚聲國際,國際評分能在全球十強佔一席位。香港賽馬會也在2018年建成了從化馬場,特別設計的運馬車往來沙田和從化,兩年營運往返馬匹超過7500匹次。這就是最實在的例子,說明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原有的生活方式」,與香港作為大灣區一份子的機遇,兩者非但沒有衝突,甚至可以達至相得益彰的有機結合。

最近,廣東省開展了《廣東省國土空間規劃(2020—2035年)》公眾諮詢,提出「攜手港澳共建國際一流灣區,強化廣深『雙城』聯動的核心引擎功能,促進香港-深圳、廣州-佛山、澳門-珠海強強聯合,支撐形成組團式、多中心、網絡化的空間格局」,「以超大特大城市以及輻射帶動功能強的大城市爲中心,以1小時通勤圈爲基本範圍,建設廣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珠江口西岸都市圈、汕潮揭都市圈、湛茂都市圈等5個現代化都市圈」,「廣州、深圳、香港、澳門這四個城市是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中的主核心,而汕頭、汕尾、佛山、珠海等城市是規劃磁浮綫路的必經城市」。在新時代下,香港的短中長期規劃,需要更多這種「空間格局」的思維。這並非要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而是要讓原有生活方式與時並進,因應時代需要升級,讓香港保持在相對先進文明城市水準的必要部署。

時代在變,世界在變,香港自然隨之改變,工運也進入了新時代,但一國兩制不會變,香港是中國的香港不能變。香港的變與不變都得辯證地看,變與不變都不能反動,反動就是對該變和不該變的背叛!

人人有機會的智慧社會——論新時代工運之二

吳秋北
2021年3月3日

世界經濟論壇發佈的《2020年未來工作報告》指出,數字化和自動化將帶來更多新的就業機會。伴隨自動化等新技術的使用,但凡簡單重複勞動等低技術崗位最容易被取代,預計未來5年,全球受影響的崗位將會達到8500萬個,而因此創造出的崗位則有9700萬個。兩組數據之間,正是政府需要主動作為的施政空間,而政府的施政理念將會決定社會走向。就業既是民生問題,也是經濟問題,更是工運問題。

向智慧經濟轉型 保持灣區核心引擎動力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人均GDP世界排名始終在前列,同時堅尼系數也長期高過0.4的警戒線,屬於全世界財富最集中的地區。長期以來,香港過於依賴四大產業,發展不均衡,造成產業單一、市場抗壓能力弱。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也是全球服務業主導程度最高的經濟體之一。報告顯示,2019年香港服務業佔GDP 93.4%。根據政府統計處數據,香港2019年至2020年首三季度,輸出服務貿易增長-40.4%。這反映出2019年反修例暴亂和2020年新冠疫情打擊經濟同時,也凸顯香港這種高度開放、單一型經濟結構存在的風險。

香港的四個傳統主要產業,包括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和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合共增加價值佔本地GDP一半以上。輸出類服務行業也集中在這幾項。此外,以2018年為例,香港服務業主要輸出市場是中國內地,佔40.4%,其次是美國(14.2%)、英國(8.2%),可見除了產業單一,市場也相對集中。所以,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因疫情與內地往來受阻的環境下,失業情況慘重,可以說是必然了。隨著內地不斷深化改革開放,以及網絡科技(互聯網+)與不同產業的結合應用,包括數字人民幣項目浮出水面,香港在港口運輸、金融服務、專業服務等行業的優勢正在轉弱。加速向科技智能化產業轉型,推動再工業化,創造智慧型經濟,應是香港未來發展方向,也與大灣區發展步調一致,有助於香港擔當好核心引擎之一的角色。

善用CIM構建智慧宜居城市

在新時代下,香港要面向國際、保持優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便必須要進化為智慧宜居城市,打造智慧社會。事實上特區政府一向重視創新科技的研發,更在2017年公佈《香港智慧城市藍圖》,致力於將科技融入民生服務、城市治理。說到智慧宜居城市,不必捨近求遠。可以參考有「千年大計,國家大事,科技之城,綠色之城,數位化城市」之稱的河北省雄安新區。雄安新區的工程進展順利,預計在今年6月開始,作為雄安新區起步區的容東片區將有居民入住。雄安新區規建局副局長劉利鋒對雄安新區有這樣的解說:「傳統的智慧城市往往更多關注建築、交通、水務、園林等某一行業或領域的智慧化,而雄安是基於CIM(城市信息模型)的全城智慧化,在此平台上可以把城市各專業數據進行集成,從而達到規劃一張圖、建設監管一張網、城市治理一盤棋的新格局。」

城市信息模型整合了三維地理信息模型、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等技術,構建另一實時數字城市。城市信息模型掌握了城市每部分的大數據,實時處理城市治理問題,達到城市善治的目標。例如CIM實時掌握水管狀況,當某水管出現相當耗損和破裂之前,監控系統便會發出指示,調動物資,讓水管維修團隊在水管破裂前率先維修,無需等到水管破裂時才做應急處理。又例如衛生黑點問題,智慧化的治理,是在黑點形成前便掌握了相關衛生數據,安排衛生團隊(如清潔機械人)提前處理,避免垃圾囤積和蚊蟲鼠患的出現。在新時代下的智慧城市,很多舊有的市政問題將會實時地及時解決。現時香港經常出現的鼠患蚊患,都將不復存在。然而,智慧城市的建設無可避免出現淘汰,也因為既得利益者的阻礙而難以推進。這也是為甚麽構建智慧城市一定要由政府主導。

經濟發展歸根「以人為本」

除了智慧城市,智慧經濟也是智慧社會的重要標誌。智慧型經濟是指集科技、信息、知識、環境、文化、倫理、道德於一體的戰略性、創新型經濟。強調經濟發展應回歸「以人為本」的發展方式和發展追求。在能源、資源、信息、技術等生產要素的協同作用中,更要強調管理者的重要性和主動性,以實現經濟協調發展。這一點與香港一貫秉承的「大市場、小政府」政策,存在本質上的區別。以住房問題為例,房屋的根本價值在於供人居住,然而成為商品投放於自由市場之後,就成為了炒賣工具,加深貧富差距,導致跨代貧窮,積壓社會深層次矛盾。

2月份政府公佈新的賣地計劃,預計全年興建13020個私人住宅單位,略高於目標的12900個單位。不少分析都認為,短期住宅供應不會大增,對樓價有支持。事實上,決定樓價的主要因素,不衹在於賣地多少,住宅供應多少,更在於合理化市場規管。香港是寡頭壟斷市場,加上財富嚴重不均,炒賣之風盛行。對富人來說,持有大量物業的目的,是作為投資,放租或資本增值;窮人買不起樓,租金無管制,但求有瓦遮頭,便只能被嚴重剝削。過去10年,房屋價格升了約三倍,而租金升了約兩倍。「富人更富,窮人更窮」,可見政府的「辣招」用錯了對象。

施政不可短視趨利 智慧社會必須政府主導

回顧過往政府《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政策上更偏重短期經濟效益,輕視長遠期規劃,發展欠缺可持續性。事實上,這也是西方民主選舉制度的弊端所在,政府缺少一以貫之的施政邏輯和延續。

以「培育本地人才」政策做分析,政府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缺乏系統性,一方面,無法滿足新興行業發展所需;另一方面,應對科技日新月異,除了培養新型人才,如何協助傳統崗位人員在新興行業中找到位置、發揮作用,同樣重要。產業變革必然催生新的就業機會,而政府有責任讓任何一個有勞動能力和意願的人在新時代的工業革命中不掉隊。歐洲智庫布魯蓋爾研究所近期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為,不管自動化和人工智能技術多麼先進,高素質人才依然急缺,歐盟預計,96%的人經過充分培訓可以找到類似的或者更好的工作。在自動化浪潮下,勞工市場面臨的挑戰將是勞動者必須適應新的崗位要求,而政府是否有意識的加大培訓,因應產業發展,宏觀把控,進行人才引流,以實現產業、行業、就業互動互利,這就是智慧經濟的價值和意義。智慧經濟催生智慧人才,而管理者的積極介入也成為社會良性發展的必要因素,最終實現人人有機會,共享發展成果,這也就是「智慧社會」的初心。

革新思維和定位 施政為民不做資本跟班

建設一個人人有機會、各盡所能的智慧社會,不僅僅是將城市硬件設施更新迭代,提高科技含量,也不止於應用軟件網絡化、數據化。更多是一種執政邏輯和發展觀念中蘊含的「人性化」。如果不是以「人人有機會」為規劃方向,再一次的經濟轉型,也只不過是資本家之間的遊戲,只會惡化資本壟斷,社會發展斷層、撕裂,難以避免。工聯會和所有打工仔持份者就是要團結力量,推動、督促政府作這方面努力!

最新出爐的2021年福布斯香港富豪榜,一如既往仍是地產商天下,唯一從事科研的楊建文(負責生產手機屏幕的伯恩光學創辦人)由原來的第10位升至第4位。李嘉誠重登榜首,財富增長20%,主要受惠於網絡會議軟件Zoom。在疫情下, Zoom的生意絡繹不絕,學校授課、商務開會,立法會會議,全都要用到。但普羅市民呢?朝不保夕,彈盡糧絕,甚至負債累累。就算是政府為失業人士設計的「愛·增值」計劃,也是用Zoom來完成津貼課程。在經濟收縮、失業嚴重的當下,全港首50名富豪的財富仍增長7.5%,這種資本自由主義的「人吃人」實在諷刺、荒唐!而政府作為「第三方」,到底是做資本財團的影子、跟班,還是勞苦大眾的父母官?香港要成為智慧社會,硬件要更新,政府施政思維和自我定位更要革新,同時也意味著新工運急需開展。

智慧社會「人人有機會」,打工仔共享發展成果

新時代工運不僅維護勞工權益,更要捍衛勞動尊嚴,將命運把握在打工仔自己手中。我們作為愛國愛港一份子,要齊心協力建設香港,維護社會穩定,保持良好經濟環境,但這並不等於甘為沉默的受剝削者。我們要求高品質的就業環境,高質素的崗位,勞動者能夠在社會發展中找到歸屬感、獲得感和榮譽感;不分階層、不論男女老少,都能共享發展果實。將個人發展投入社會發展,令個人發展同步社會發展;一份普通的工作,也是一份事業,成就一個理想。所以,我們要凝聚力量,發出新時代打工仔的最強音。祇有團結在一起,才能成為不可忽視的群體;祇有團結在一起,才能與資本財團抗衡;祇有團結在一起,才能有力督促政府有效施政;祇有團結在一起,才能在成就集體的同時,成就自我!我們希望新時代工運大潮中,每一個打工仔都能主宰命運,實現理想。

安得廣廈千萬間! ——論新時代工運之三

吳秋北
2021年3月24日

凡是進行地產分割的地方,就只能或者回到更加醜惡的形態的壟斷,或者否定(揚棄)地產分割本身。但這不是回到封建的土地佔有制,而是消滅整個土地私有制。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房屋問題一直是香港的頑疾,是打工仔的沉重負擔,影響數十萬打工仔的基本生活生計。新時代工運對此也要尋求破解之策。2020年政府施政報告提出要將香港打造成智慧型宜居城市。說到「宜居」,前提是安居樂業,有可負擔的房屋和穩定的工作。如若無法解決打工仔和基層房屋困境,智慧型宜居城市也不過是少數人的愜意,更加劇貧富差距。房屋問題向來是歷任特首施政焦點,其中有一位7年任期,完全放棄開拓公營房屋土地儲備,累積公屋輪候冊28萬宗申請、全港劏房戶21萬人,無疑助長「地產霸權」,影響惡劣為害深遠。想到他競選口號「我會做好呢份工」,不禁要問,這位前特首是在為誰打工?

入息增長難追居住成本飆升 跨代貧窮累積深層次矛盾

「陶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房價高企,多少基層打工仔辛苦一世,供不起一層樓。2020年香港房價是入息中位數的20.7倍。一個普通家庭累積超過20年以上的純收入才有可能買到一套住房,這在美國城市規劃諮詢機構Demographia歷年《全球房價負擔能力調查》報告中,連續11年居於榜首。2011年香港房價的入息中位數倍數為11.4,已是報告有史以來最難負擔地區。過去十年,除了2016年稍有回落以外,數字持續領先。美國《2020全球生活報吿》顯示,香港平均樓價125.4萬美元,全球第一。根據2019年5月26日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數據顯示,香港房價攀上歷史新高,指數達至189.42。相較10年前增長至3倍。而經歷了一場黑暴,指數在疫情持續一年多,失業率7%左右,仍是17年新高。大企業紛紛裁員,中小商戶相繼倒閉的情況下,房價仍然表現「穩健」,最新CCL數據為178.89。

租金增長遠超收入,市民居住負擔沉重。過去十年,房屋租金增長2倍,香港整體工資率年均實質增長1.5%。2011年第三季的實質平均薪金指數是108.7,到2020年第三季為126.7,上升只有約17%,反映居住負擔越來越沉重,薪水和房價、租金距離越來越遠!

公共房屋供應不足,未能解市民困局,輪候時間不斷延長。租金高企,基層市民難以租用合理的居住空間,人均居住面積只有15.8平方米,遠低於上海的24.2平方米、新加坡的25.1平方米、深圳的27.9平方米。基層住戶租劏房,夾心階層高價租私樓,不同階層都為負擔高樓價而大大降低生活質量。高房價和高租金造成的跨代貧窮,更是長久累積的社會深層次矛盾,不利於健康發展。即便政府將公私營房屋供應比例調整為7:3,土地儲備和熟地不足,房屋興建不足,比例如何也成為空談。

規劃欠佳 諸多藉口阻礙住宅土地開發

我們也要問,香港真的有土地不足的問題嗎?深圳土地面積2050平方公里,人口1259萬(比例為人均163平方米);而香港土地面積1106平方公里,人口745.1萬(比例為人均148平方米)。深圳的人均土地面積只是稍高於香港,但人均居住面積卻多香港75%。香港不是土地不足,而是住宅土地開發不足!單說1976年制定的《郊野公園條例》,郊野公園面積便佔了香港的四成土地面積,而當中75%的郊野公園屬於受保護用地。香港如此大規模、大比例的郊野公園土地,全球實屬罕見,有多少是真有保育價值,有多少只是地產商打手為高地價政策服務而渲染出來的「假保育」?人類文明發展以來所開發的土地,本來就有其他生物存在,是否都不能碰?有珍貴頻危動植物的地方當然不能碰,但總不會佔到香港四成土地。事實上,只要當中能找到10%生態價值低的土地用來興建房屋,人均居住面積便可以翻一倍,香港市民面對的居住問題便可大大解決。截至2017年12月31日,法定圖則上劃為「綠化地帶」的用地總面積約為163.42平方公里(2013年為152.73平方公里),加以開發完全足夠應付住宅用地需求。

現時香港用於私人住宅土地只有26平方公里,而用於公屋用地的則有17平方公里,低密度的鄉郊居所竟佔去35平方公里。要讓香港普遍市民的居住面積增加一倍,不過就是多找43平方公里(私人住宅用地 + 公屋用地)的土地,佔整體土地也只是3.8%!但諷刺地,作為全球最發達城市的香港,農地竟也有50平方公里,佔整體土地4.5%。地產霸權打手和文宣用盡各種藉口、名堂阻止住宅土地開發,每塊土地都總能找到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能起樓」。現在有些人又說農地不能動了,因為要搞本地農業和糧食「自給自足」。說穿了,這不過就是為地產霸權壓抑住宅供應的手段,以讓他們繼續吸血而已。

最吊詭的是,在1997年4月3日立法會秘書處的一份報告中,當時的住宅用地為43平方公里,公屋用地為14平方公里,而空置發展區(報告指明是可供發展住宅)也有43平方公里。究竟出了甚麼問題,讓原先香港市民應擁有的86平方公里住宅土地,變成現在的26平方公里?1996年已發展土地佔整體土地16%(175平方公里),現在則佔24.9%(275平方公里),開發多了的100平方公里土地,都去了哪裡?住宅用地嚴重不足的原因,真的是地少,還是土地規劃出現問題?

地產霸權助長裙帶資本主義 窒礙社會發展

住宅土地供應不足,一地難求,價高者得,結果成了樓價指標,最終極為有限的「可用土地」悉數成為個別地產商的囊中物,裙帶資本主義成為了香港主流經濟結構;香港富豪的勵志故事,政府顯然是不可或缺的導演。根據《基本法》第一章第七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管理、使用、開發、出租或批給個人、法人或團體使用或開發,其收入全歸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支配。所以說香港土地所謂的擁有權或者產權其根本只是使用權,政府接受中央賦權,代為管理。那麼我們可否將政府視為香港土地的地主?作為地主,將土地的使用、開發、收益,放手放權給地產商,由地產商完全根據其本身的利益進行市場化操作,導致土地產值為極少數人佔有,未能用於推動社會均衡發展,實現全民共享,政府作為向中央負責的「地主」,實在有失職之嫌!

雜誌《經濟學人》認為「建立在尋租基礎上的資本主義不僅不公平,而且有害長期經濟成長。」裙帶資本主義正是如此,香港的裙帶資本主義指數遠高於其他國家和地區,財富高度集中。近年來經濟發展遇到瓶頸、科技創新產業乏力,包括房屋問題嚴重影響香港民生發展,影響香港人的幸福指數,究其根源無不是因為資本壟斷,香港發展的命脈被地產商、財團把控。面對資本無限擴張,社會缺少制衡的力量,加之地產商支配下的媒體配合,對於積怨已久的房屋問題,根本原因反被掩蓋,只調整印花稅是捨本逐末。「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政府需要考慮如何讓更多土地用於興建住宅,讓市民能負擔得起且居住面積合理的居所。

「填海造地」由來已久 回歸前急下「禁令」事有蹊蹺

填海造地本來就是港英時期常做的,屯門、荃灣、沙田、將軍澳等「新市鎮」,都是填海而來。就在回歸前夕,港英為配合赤鱲角新機場發展,大量推出填海工程計劃。最後,「民主派」陸恭蕙以私人草案形式提出《保護海港條例》,並於1997年6月臨回歸前最後一次立法局會議,以大比數通過條例,訂明「海港須作為香港人的特別公有資產和天然財產而受到保護和保存,而為此目的,現設定一個不准許進行海港填海工程的推定」。

後來在1999年修例,列明不適用於條例生效前已獲授權的項目,但卻把保護範圍大幅增加,由中央海港(範圍由上環至北角)擴展至整個維港(變為荃灣青衣至鯉魚門)。2003年,陸恭蕙的保護海港協會司法覆核中環灣仔繞道工程,最後法庭判城規會敗訴,要求填海計劃符合三個測試條件才能填海。到2005年,終審法院以填海工程符合公眾利益,容許有關項目的港島北岸填海工程。基於法庭判決,規劃署在2004年重新以「不填海」原則規劃啟德發展計劃。及後政府覓地,也避免在維港範圍進行填海工程,可創造的土地大幅減少。可見有關修例為害的不只是土地開發和房屋發展,更影響香港基礎建設和整體規劃,其禍害既深且廣。這樣大範圍的不准許填海,是為公眾利益而設,還是為貨櫃碼頭和地產商的利益而設?

規管閒置土地 釋放現有土地開發空間

不過,填海是相對長遠,中短期可做的,首先應是合理利用現有土地中大片的閒置用地。對於若干年前,以低價收購土地的地產商而言,開發成本高過閒置成本,閒置效益高於開發效益,閒置自然符合資本利益。然而,房屋問題是政府必須重視的民生問題,即便是私樓也不可以脫離房屋供應整體計畫,政府絕不能夠縱容大量囤地的地產商利益至上予取予攜。資本財團作為社會發展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只有政府通過強有力的政策限制、規管,才能平衡資本傾斜。「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地產更不可以成為財富轉移的工具。現時內地在土地規劃和更新上超前佈局,更積極造地、確保土地儲備、超前興建基礎設施和交通配套,規劃施工分段同步,持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質量。始終政府可用的土地儲備越多,才能避免被私營發展商操控樓市,推高樓價。

另一方面,同樣實行「一國兩制」的澳門,早已制定土地法,規定批給土地25年未完成利用,政府便可啟動宣告批地失效收回土地。內地的《土地管理法》禁止閒置耕地,《房地產管理法》規定開發商必須在土地合約訂明的動工開發日期一年內動工開發土地,滿一年未動工可徵收相當於土地使用權出讓金20%的土地閒置費;滿2年未動工,可無償收回土地使用權。故建議政府在土地合約上,必須訂明開發動工期限和銷售期限,逾時可被徵收空置稅甚至收回土地,以防止人為囤地和操控房屋供應。同時,政府也建立機制,懲罰那些長期閒置和囤積土地的地產商,包括限制它們競投新推出的土地。

支持徵收「自然保育稅」 人與自然和諧共處

因應部分環保團體提出土地開發、填海造地等拓展土地的方式不利於香港自然保育,建議在土地合約訂明地產商的生態保育責任,並同時增收「自然保育稅」,用以研究如何平衡土地開發與保育,將自然保護工作自然、有機的融入經濟建設中,鼓勵地產商在土地利用、區域建設中,充份考慮到自然保育工作。

最後是租務問題。現時房屋所有權不均,個別人士擁有多個以至大量物業,而另一些人則沒有物業必須租屋。結果,房東議價能力高,租客議價能力低,年年大幅加租和迫遷問題嚴重,明顯存在市場失效。租金加幅理應不高於住戶收入的升幅,以壓抑租金佔收入的比例。

社會發展是要持續向前,動態平衡的。我們支持政府在發展建設中投入必要資源,維護香港生態環境。但是對社會上一些因噎廢食的觀點,無法認同。政府應有所擔當,以科學、全面、發展、突破的理念平衡香港的土地開發、房屋建設。如若政府真有魄力和決心解決基層房屋問題,更應善用手上權力啟動《收回土地條例》作為釜底抽薪之策。

工聯會新時代工運主張政府做好自由市場的平衡者,因應市場變化調整政策,防範資本一味傾斜造成壟斷。多勞多得的定律要建基於公平公義,人人有機會的社會。資本強權之下的多勞多得只是加劇剝削的口號,而政府有責任在管治過程中,將經濟發展成果回饋社會。多年來,香港的土地房屋問題已經因為資本勢力盤根錯節、政府暗中相助,在市民心中積怨成疾。破局並非無門,新工運就是要發動變革的力量,督促政府提高土地儲備,打破資本定律,用地於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