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初心,與黨同行,與國共進!》

吳秋北

2021年6月30日

七月一日是香港回歸祖國的日子,又是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日子。有人樂於以遊行的方式「紀念」回歸,「彰顯」公民權利,「證實」仍有一國兩制,這也無傷大雅,只是那故意「攞景」的意味未免太明顯而顯得幼稚。由於維護國家安全的「二十三條」遲遲未能立法,普通人的自由少了法例的保護,所謂遊行就被別有用心之徒騎劫,從和平走向暴力,理性走向猖狂,合法走向非法。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的暴亂,發生在《逃犯條例》引發暴亂近一個月之後,在反對派連續策劃了四場遊行後,具有二十二年「和理非」傳統的「七一大遊行」也遭利用,成為修例風波的關鍵一環。當日暴徒襲擊中聯辦、佔領立法會,更是成為了整場運動的標誌性事件,為後來的黑暴攬炒吹響號角。這一幕令所有人震驚:香港就真的無法無天,任由暴徒橫行了嗎?

香港的命運並非坦途,一百五十年英殖民統治歷史,夾雜著日本天皇黑暗管治下三年八個月的淪陷。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回歸事宜提上日程,九七年主權正式移交,香港才洗脫百年恥辱,真正主宰自己的命運,有了更好的發展。遺憾的是,飛速發展的香港,將歷史拋在身後,特別是回歸後出生的幾代人,未經脫殖洗禮,尚未參與真正的建設,就已經在國際大都市的成就中迷失。

從「修例風波」發展成「黑暴攬炒」,甚至出現「非法公投」,香港的反對派公然挑戰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利用本地國安漏洞勾結外部勢力,企圖通過選舉制度的不完善實現顛覆政權的真正意圖。每一個保持理智的人都清楚地看到他們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癲狂,企圖將香港推向深淵。不可否認,表面上香港被本土政治搞手「淪陷」了一年多,到了二零二零年的七月一日,這些亂象叢生、違背政治倫理的顛覆活動,終於隨著《港區國安法》的頒布落實,按下了休止鍵。近期關於完善選舉制度的本地立法工作也順利完成,中央主導下的一系列救港舉措,終於在法律、制度層面為香港奠定了基礎和保障,得以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惶惶人心終於安定下來,那麼,人們又會問,接下來我們可做些甚麼?

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香港人」多是外來客,迎來送往,流動性大。也有人形容香港是一個國際賭場,人人可以進場,賭贏了就留下來,賭輸了就離開。正如現在一些年輕人掛在嘴邊的一句「如果有一日,香港真係唔掂,就離開。」這種心態,真的會在乎香港的未來嗎?或許歷史因素讓香港情況複雜,但是莫道「嶺南應不好,我心歸處是吾鄉」,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人心向背關係到政權的生死存亡。這始終是特區政府避無可避的核心問題。從一切以經濟效益優先轉向社會發展成果全民共享的施政思路,才能為香港的執政者找到信仰和靈魂。我們需要真心愛護香港、真心愛護人民的領導者,要有決心守護香港根本利益,拿出魄力和誠意解決深層次矛盾,設計長遠規劃。只有這樣,港人才會安心,看得到前景,培養出歸屬感,如此自然會收穫人民的支持和擁護。香港的長治久安,繁榮穩定,是中央設計「一國兩制」的初心,也是對特區政府的要求。「回歸」從制度到意識,香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所謂「人心回歸」確不容易,說是「回歸」,其實是「同行」。中國共產黨是一支具備科學發展理念、堅持馬克思主義,以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統攬全局,不斷進步的優秀政黨。「一國兩制」正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創舉,是政治胸襟與智慧的體現。「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政黨,也是為促進人類進步事業而奮鬥的政黨」,「一國兩制」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組成部分。若不去了解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憑空想像,是絕不可能理解「一國兩制」初心的。常有反對派以「一國一制」危言聳聽,根本邏輯不通,實屬荒唐。不會有人比「一國兩制」的締造者更為堅持「一國兩制」,只要維護「一國」的共同利益,「兩制」就不存在任何絕對的對立。只要行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一樣,秉持「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香港就可以做到「人心回歸」,就會與祖國同行。

隨著「愛國者治港」原則得到落實,香港「一國兩制」偉大實踐開啟新里程,新時代、新局面、新制度、新理念,只有堅定立場,把準方向,才能為香港謀劃出廣闊前景。習總書記曾經告戒全黨,「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黨的歷史是最生動最有說服力的教科書」,事實上,從共產主義的種子傳到華夏大地的那一刻起,香港始終與中國共產主義事業的發展同心同行。反而是回歸後,中央出於尊重而極度克制在香港的存在感,加上外部勢力的滲透,在香港地界,對中共和祖國的認知停在了原地,不進則退,漸漸變成脫離事實的臆想和抹黑。「要讀懂今天的中國,必須讀懂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篳路藍縷堅持奮鬥一百年,秉持初心,從不畏懼。怎就對香港「愛之深,言之怯」了呢?香港應從自身出發,從管治團隊到教育體制,用事實說話,讓真理明辨,推而廣之,向全世界展示當今中國之風采和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我們責無旁貸!

說起對中國共產黨的印象,少不了「偉大」!一代又一代的共產黨人前赴後繼一百年,矢志不渝、踐行初心,與中國人民一起成就了這份偉大,也編寫出一套足以貢獻人類的成功密碼。共產黨人始終秉持「為人民服務」的初心使命,以科學的態度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面對不同階段的時代挑戰,中國共產黨人總能提出適應時代要求、滿足人民訴求的思想論述。是這些引領著共產黨人不斷奮進的科學理論讓他們信念堅定,擁有自信。同時,中國共產黨又是一個思想開放、勇於自我革命的政黨。這也是毛主席總結出的中國共產黨能夠跳出歷史週期率、永葆青春的奧秘所在。無論是建國前的反法西斯抗日戰爭,還是當下抗擊疫情的人民戰爭,都能體現出貫穿史今的共產黨人精神,中國共產黨擁有堅強的領導能力、動員能力以及執行能力,擁有上下一心的組織體系、制度優勢,中國共產黨無堅不摧,戰無不勝絕不是偶然!深深地祝福這個厚重而青春的百年大黨,百年輝煌皆為過往,我們有信心新征程上,共產黨會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國人心目中的幸福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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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自強,尋回香港青年愛國根本》

吳秋北

2021年5月15日

2019年修例風波中,極具符號性質的港英龍獅旗時常出現在大小示威遊行和暴力現場。關於那些香港青年,我常想像面具之下一臉稚嫩,是以怎樣的表情揮舞那面記錄著民族屈辱的旗幟。

在殖民統治時期,「中國人」三個字不曾令港人焦慮或迷惘。殖民政府管治體系等級分明,最多做到高級華人、華人精英。位同洋人都談不上,更別說準你做洋人。150年漫長的殖民統治,直到1987年回歸前,英國政府才忽發慈悲,開始向港人發放英國(海外)(BNO)護照,此舉更多是搞分化的撤退策略,和近來英國大打BNO牌支持黑暴的無恥行徑同出一轍。那護照上刺眼的「海外」兩個字,正是「宗主國」對香港人再清晰不過的身分界定,只是仍有部分持BNO護照的港人當那是身分的象徵,實在是自取其辱、自失身分!更為諷刺的是在回歸近24年後,「香港人是不是中國人?」成了部分香港青年,甚至從未經歷過殖民統治、回歸後出生的新一代,理不清、想不透的人生課題。我們的青年怎麼了?是甚麼讓這些香港人沒了根?又是甚麼切斷了這些香港青年的民族血脈,抽空了中國魂魄?

抵抗侵略奮發圖強,找回迷失的集體自尊與自信

近代中國遭受列強侵略,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面對前所未用的挑戰和威脅。西方國家在世界各國進行了500年的殖民掠奪,實現自身現代化崛起。發展到明清時期,中國便成為西方殖民帝國最後要攻佔的堡壘。清朝乾隆盛世,當然有底氣有自信拒絕英使馬戛爾尼的無理要求。只是東方古國盛極而衰,那「自尊自大」便成為「閉關鎖國」、走向衰敗的關鍵。及至晚清,國人在大英帝國,東印公司走私鴉片的荼毒下,一厥不振。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清王朝戰敗,自此開啟了割地、賠款、賣國、不平等條約等喪權辱國的近代屈辱史。自乾隆盛世到1840年,期間不到50年,古老帝國的崩塌何其迅速!這對天朝大國的打擊何止是領土和國家利益,更深重的打擊還在精神和自尊。當時的有識之士也有洞察危機,醒覺國家落後,如魏源、龔自珍、林則徐等,但已無力挽狂瀾。大小戰爭節節敗退,中國人受盡屈辱打擊,卻始終堅持發奮圖強,所以有洋務運動,有「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戊戌變法,君主立憲,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可以說,近現代是中華民族的屈辱史,也是中國學習西方,追趕西方現代化的過程。在這過程中有因自尊而自大、因自尊而自卑自賤,當然還有因自尊而自強。自大影響學習,不會進步;自卑自賤則是失敗主義;只有自強才能實現真正的自尊。重建自尊自信談何容易!在這救亡圖存的歷史進程中,香港雖被英國殖民統治,滾燙的中國心從未與祖國真正分離過。

愛國港人支援祖國共患難,致敬為國而戰的民族脊梁

新中國的集體自尊,重建於共和國首戰——抗美援朝戰爭勝利,是志願軍用鮮血換來的。當年在香港的愛國商人、愛國工會,也都義無反顧為維護國家尊嚴,突破封鎖,運送物資支援抗美援朝戰爭。喪權辱國的慘痛經歷使我們對國家利益特別敏感,維護民族生存,國家發展,以及經濟財富的意識特別強烈。而維護國家利益更深刻、更重要的就是維護國家集體尊嚴。無可否認,過往追趕「西方文明」,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將西方經驗和「文明」視作實現現代化的唯一途徑,也造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自卑。

百多年屈辱史,不能忘記在國人前赴後繼尋求救國的道路上,為維護民族自尊而作出犧牲,勇敢抗爭和自強不息的志士仁人!我們要向那些在艱難卓絕的環境下,仍不失信心,抵禦外侮,反英抗暴,支援國家建設的民族脊樑致敬!歷史證明封建帝制或是資本主義都無法解救中國,惟有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下的中國共產黨讓中國人民擺脫落後和屈辱,從廢墟中爬起來,在挫折中成熟起來,在世界的交鋒中重拾自信。這是一條中國人自己一步一腳印走出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道路,人民物質生活與文化自信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相信這都是內地同胞的切身體會。

對祖國認識不足加深隔閡,百年殖民教育欲斷民族血脈

反觀香港問題,也有不少香港人與祖國發展嚴重脫節,對於新中國的認知比較膚淺,道聽途說多過親身感受。「一國兩制」實踐之初,內地和香港被簡單化為「井水不犯河水」的關係,認為是對「一國兩制」方針最佳維護與落實,這符合當時的背景。那只是對換了國旗必然愛國,「高度自治」必然以「一國」為前提的理想預期,顯然過於樂觀了。到了零三年七.一事態後才開始覺悟。香港擁有一個完全開放、不設防的信息網絡,我們的青年不斷地被灌輸兩類信息:「西方民主如何好」和「社會主義如何壞」,並且以此為方針,在教育、媒體、管治方式、以及文藝等各方面持之以恆的滲透。加之反對派煽風點火,蓄意扭曲「一國兩制」,總以「高度自治」、國際標準為由,對祖國避之不及,逢「中國」必踩。不誇張地講,回歸後的青年仍然在被動接受殖民教育,部分便成為「顏色革命」的助燃劑。截止2020年底,修例風波中有超過一萬人因為涉暴被捕,其中四成是中學生,這是對香港全社會,特別是教育界的沉重審判,我們必須充分認識這個教訓,徹底改革,拯救我們的孩子。

回顧香港教育發展,開埠之初殖民政府將香港原居民認定為社會階層很低的「流民」,不具備接受義務教育的價值。1897年時任港督希望港人精通英語,遵守英國的律法和憲法,忠心於英女王。基於此,逐步開始推行英語教育,記錄顯示訓練華人學好英語方便從事雜工、抄寫員、翻譯員等職業。英國一方面推行英語教育,一方面著力防範民族主義思潮。特別是1920年代以來內地革命對香港工運的影響,讓港英政府面臨巨大衝擊,當時便有校長提出不要讓中國人讀中國史,當一個人知道自己國家的來龍去脈,民族情懷就會出現。1900至1911年,記載顯示有超過七成人無機會接受教育,政府用於教育支出的稅收也只有1.4%至2.4%。受六七反英抗暴及民間壓力,港英於1970年代初開始推行九年強制教育,以期通過提供較佳的受教育和就業機會、青年福利等培養歸屬感,化解港英政府的認受性危機。教學仍以英文為主,傳統愛國學校更是長時間被排擠在政府資助系統之外。可見港英政府在港實行的教育方針始終是以有利於殖民統治為目的。

文化殖民扭曲意識,影響深遠;正本清源救我香港青年

香港的教育政策雖然隨時代需要而有發展更新,但唯一百年不變的是國民教育的缺席,造成青少年普遍國民意識的薄弱。香港回歸後卻沿用殖民時期教育體制和施政理念,這就讓別有用心之徒鑽了空子,實施逆向愛國主義教育。回歸後成長的一代青年學生,從反對國民教育發展到最終走上街頭,搞港獨、暴力、攬炒,將賣國求榮的英美代言人奉為偶像。如此教育顯然出了大問題!我們必須重新審視目前教育理念、教學內容,是否與「一國兩制」相適應,是否能夠培養出愛國愛港的棟樑之材。另外,香港早已推行兩文三語教育多年,中文(粵語)與英語同為官方語言,然而以公務員隊伍為例,在工作中更為推崇英文,刻意邊緣化中文的使用,以能操漂亮英語為優越,更有以不懂中文為榮的做作。語言即是文化,這何嘗不是戀殖思想在作祟?我們當然應該鼓勵學習外語,也可以懂外語而自豪,但絕不能以此作文化上的自我矮化、自我否定、自我淘汰,作身分認同。港人身分的自信難道來英語,來自殖民歷史嗎?由此可見文化殖民令人意識扭曲變態,影響深遠。

回望回歸前,內地和香港制度上的不同,也沒有阻礙經濟上的合作發展;意識形態對立也沒有造成同胞之間太多思想和文化上的誤解與隔閡。國家觀念、國民意識從來不只是主權維護和憲制責任,還有文化認同、傳承與尊嚴。愛國教育,不是一門叫作「國民教育」或者「公民教育」的學科,而是流淌在每一個公民血液裡的熾熱虔誠的家國情懷,當血脈相通,匯聚在一起所形成的社會向心力,就是對青年們最好的愛國主義教育。所以,在我們質問香港青年為何不愛國時,我們要首先思考是甚麼阻礙了培養香港青年的愛國情懷?教育青年的老師愛不愛國?管治社會的高官、公務員愛不愛國?掌管輿論大權的媒體愛不愛國,更要問一問回歸後沿用港英政府的各種制度到底愛不愛國!如果這個社會運轉的邏輯出了錯,我們又有甚麼資格責備青年?

《還我香港青年!——愛國愛港才是香港青年立身之本!》

吳秋北

2021年5月4日

是日五四,壯哉青年!偉哉革命!美哉青春!

百餘年前的1916年,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27歲的李大釗先生,在其發表於《新青年》雜誌的文章《青春》裡,向國人提問,「人類之成一民族一國家者,亦各有其生命焉。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國家,斯有白首之國家。吾之民族若國家,果為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國家歟,抑為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國家歟?」當時的中國,正處於軍閥統治,積弱落後,列強侵略,政權更替,民不聊生。人們渴求拯救中華民族的新思想、新道路。這是一篇喚醒時代,令無數青年覺醒的文章,為隨後的「五四運動」吹響了衝鋒號,偉大的革命由此孕育。

「五四運動」後兩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可以說「五四」及新文化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思想和人才的準備,也因而令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今年剛好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9,191.4萬名黨員,青年黨員超過總數三分之一。百年大黨正青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民族充滿活力,奮發圖強,正要在不久的將來,實現無數仁人志士,當年的愛國青年追求的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這是對革命前輩建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理想的新時代迴響。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中華青年從古至今都有強烈的家國情懷。始終將個人命運置於國家興衰之中,正所謂國之不存,民將焉附。近代以來,即便是那些戰火紛飛年間留學海外的有識青年,也是胸懷報效祖國、拯救民族危難之使命。有血性的青年大有人在,他們不屑苟活。這便是中國革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偉大生命力——中華兒女,復興中華,生為人傑,死為鬼雄!

香港地從不缺少革命火種。20世紀初林昌熾等三位青年便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及後更有兩場大規模的工人運動——香港海員大罷工(1922年),省港大罷工(1925年),即是香港工人運動的先鋒,培養出無數的革命青年,成為中國革命的延續與支撐。包括後來發生的1967年反英抗暴運動,是為勞工權益而戰的愛國工運,也是反帝反殖的革命。在港英殖民統治話語壟斷和時代迷霧的遮蔽下,現今年輕人甚少關心真正的歷史,一切都碎片化、口號化。香港現在未經去殖卻已「回歸」,廿多年來未能培養青年更多的國民意識身份認同便不奇怪。所以身為一個中國人,仍將今日「一國兩制」下的特區政府與昔日殖民政府相類比,也不能全怪青年的無知。香港的部分年輕人顯然對主權、政權於國民的意義未有理解,也還沒學會做香港的主人、國家的主人。這認識歷史真相的課要補,青年重新接續中華民族血脈才能健康成長。

一場具有生命力的民主革命,不會是違反民意、損害人民利益、生造出來的顛覆與動亂;被外力設計、操控、煽惑的顛覆與暴亂結果只能是可恥的失敗。2019年的修例風波,被反對派冠以「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之名,試圖掩蓋顏色革命的本質。即便香港因資本壟斷造成的諸多深層次矛盾亟待解決,那也是尋求更好發展的問題,何須煽動群眾癱瘓政府、顛覆政權?何來深仇要置諸死地而後快!當其矛頭直指中央政府,中共政權,並輔以黃媒黑記的誤導和弄虛作假新聞,其性質便不再簡單——那邪氣沖天、本土反對派勾結西方反華勢力便暴露無遺。

今日反思整場運動,沒有贏家。而其中最令人心痛的,仍然是受到誤導,捲入其中的熱血青年。熱血何辜?!魯迅先生不也說,中國的青年要擺脫冷氣?然而我們真正要問,香港部分青年為何將自身置於國家對立面,飛蛾撲火般要香港與祖國分離,甚至脫離中華民族。試問這斷了民族血脈的「熱血」,會是甚麼顏色?下場只有潰敗和滅亡。

到底是誰閹割了香港青年的民族意識,偷走了香港青年的中國魂魄?是近代崇尚洋務的自卑思想,還是百餘年殖民統治歷史的傷害?香港的教育自詡自由、辯證,實則早就被西方思想挾持,無限抬高西方思想,去民族化、自我矮化、喪失自尊、自取其辱。追求先進沒有錯,然而何為先進,何為落後絕非千古不變,需要不斷審視與判斷。香港雖回歸快24年,教育仍在一代又一代地殖民統治香港青年。從西方勢力香港代理人黃之鋒在2011年成立學民思潮反對國民教育開始,2014年非法佔中,2016年旺角騷亂,2019年的修例風波,香港部分青年人在渾然不知的情況下,被反動勢力有計劃、有目的地洗腦,操控,訓練,前赴後繼衝上火線,走向犯罪,前途盡毀。然而青年是國之將來,民族之希望。青年之失正是家國之痛。這歹毒計劃分明就是要滅我中華。躲在青年身後的西方勢力居心叵測,那些綁架青年的香港反對派才更是千古罪人,罪無可恕!

截止2020年底,因反修例事件被捕的10,200人中,4成是學生。這些誤入歧途的青春少年,實際上是在為反對派的惡行埋單。而除此之外的每一個香港青年,無論是參與運動的,還是冷靜旁觀的,相信2019年的夏天、悔不當初的青春歲月,都會是他們終生抹不去的記憶,必將消耗一生去不斷反思和消化。那成為民族罪人的,必永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最後,贈與青年朋友幾句感悟:當你有所懷疑時,就去學習;當你深信不疑時,記得學習。學習探索和思考,學習不一定會給你答案,甚至會增添迷惘,但是學習可以讓你冷靜,也會令你奮發。香港正在經歷一個不平凡的時代,世界終究是年輕人的,我們幫助青年成長,成長為國家和民族的棟梁之材,就是對歷史最好的交代,就是對「五四」先賢的告慰。

中華雖古國,其命維新;中華民族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人類的希望和未來必在我中華!願我香港青年覺醒!

願社會共同呼喚:還我香港青年!

願香港青年與祖國同行共進!

《維護勞動尊嚴,推動社會進步,繼續工運未竟之業——寫在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夕》

吳秋北

2021.4.28

今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別具意義。為甚麼?大國博弈,國際關係波譎雲詭,美國謊稱新疆有「強迫勞動」,打人權牌抹黑中國,實為美國新的對華攻勢。其實「強迫勞動」切實存在於百多年前19世紀的歐美國家。當時資本家透過不斷增加勞動時間和工作強度來剝削工人,工人每日要工作14小時以上,甚至長達18小時。在1866年,國際工人聯合會在日內瓦會議提出8小時工作的口號。到20年後的1886年5月1日,美國芝加哥市中心發生35萬人大罷工,要求改善待遇,實行8小時工作制。當時的芝加哥政府派員警鎮壓罷工,到同年5月4日釀成了歷史著名的「乾草市場屠殺」!原本的和平示威,演變成炸彈爆炸,加上警方開槍,最終導致7名警員以及至少4名民眾死亡。最終,8名無政府主義者被判共謀罪,7人判處死刑(其中4位被絞死),一人判15年徒刑。然而,在8人的審訊過程中,證據顯示只有1人有可能製造炸彈,但受審的所有被告都獲證明沒有投擲炸彈,當中5人更根本沒有在工運現場。美國這個才是真真正正的迫害,才是赤裸裸的冤案!

事實上在封建的舊中國,地主所加於長工的,同樣是充滿壓迫與剝削的不平等勞動關係,這始終是造成階級對立的主要矛盾。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由封建社會淪為半殖民半封建社會,壓迫與剝削則從民族內部矛盾,上升為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之間的矛盾。從此,頑強不屈的中國人民,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開始了漫長而艱苦卓絕的反帝反封建鬥爭。百餘年來,中國人民從未放棄民族復興的理想。中共革命的勝利是無產階級的勝利,新中國的成立是中國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歷史里程碑。所以毛主席說「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既是指勝利擊退西方列強侵略中華民族,也是意味著飽受封建主義壓迫的廣大中國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的翻身。

世界普遍認可8小時標準工時,工聯會冀政府促成勞資雙贏

勞動者,始終是世界人口的主體。勞動權益關乎千家萬戶,也反映出不同社會形態的實質。今天,8小時工作的觀念相對普及,我們要感謝受迫害的工人先烈的爭取和付出,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8小時生活,正是五一勞動節的初心。但工時過長的問題,依然是很多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固疾。內地在1952年已有8小時至10小時工作制的安排,到1994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便規定了「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週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工時制度」。近期,有媒體便報道,美國高盛初級分析師的工作調查顯示,他們的每週工作時數高達95小時,每晚睡5小時,更被過度監視,已到「不人道」和「虐待」的程度。西方又有沒有因為高盛的「強迫勞動」而制裁高盛?美國至今未有把勞動節設在5月1日,不肯正視過往醜行,是對勞動者的蔑視與不公!自身劣績斑斑,還好意思捏造別人「強迫勞動」,還有資格提「政治犯」,世上之無恥和虛偽莫此為甚!

香港一直位處長工時地區前列。在近期美國手機保安技術公司Kisi發表的《2020年工作與生活平衡城市》排行榜中,香港成為「全球最過勞城市」,並在「最佳工作與生活平衡的城市」排名尾六。多年來,工聯會始終堅持爭取立法訂立標準工時。因為我們相信,工作與生活需要平衡,人活著不單只是為了工作和糊口,更要有時間去陪伴家人和發展自己的潛能天賦。人除了工作和睡眠,還需要有適量的休閒,讓身心得以健康發展。僱員身心健康,生產力更高,其實對勞資雙方都有利。而能夠促成這種雙贏局面的只有政府。

政府高官對失業之痛隔岸觀火,勞資採取雙標,有違公義

在如今疫情下,如何處理好勞資關係更為重要,互相體諒包容,是渡過難關的關鍵。現時就業市場環境惡劣,風高浪急,最新失業率雖輕微回落0.4%,但仍處於6.8%的歷史高位,失業人口近26萬人,就業不足人數接近15萬人。財政司司長表示,「我們必須盡快令本地疫情完全受控,才能恢復與內地及國際間的商務和旅客往返,否則就業市場將難以全面改善」。疫情不是財政司司長控制和負責,這個說法是否屬於另類推卸責任?司長是否仍打算守株待兔、被動思維等待疫情受控自行解決就業市場問題和工人的困境?如果是要等疫情受控,那為何要用公帑高薪聘請財政司司長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來等?疫情反覆,司長和局長的責任,就是讓僱員在反覆的疫情下有相對穩定的工作和收入,而不是等時間讓疫情過去。基層失業工友有條件等嗎?有資源等嗎?去年10月14日,香港與新加坡達成「旅遊氣泡」協議,至今等了六個月,效果仍是未知數。事實上,很多旅遊業界的工友,早就是超過一年零收入,以政府施政邏輯,再過一年,也還是要等工友自求多福!這政府哪來的定力!基層工友並非貪圖政府福利,而是要一份有尊嚴、能用雙手養活自己和家人的工作。就是這樣簡單且卑微的要求,過分嗎?以勞福局長之聰明才智,就是不用在失業工友身上,真是其心何鐵,其意如石!只動嘴皮說「對這四十萬打工仔而言,痛感仍強烈」,司長和局長無異在隔岸觀火!

政府需要主動為基層工友解決困難,特別是在救失業保就業方面。政府在疫情之初推出的「保就業」計劃,市民工友難以受益,怨聲載道,肥了商界則非常明顯。類似計劃漏洞百出,更有部分人士詐騙計劃援助,智商超群的勞福局局長怎就沒能排除漏洞?而為工友做的一些臨時支援政策,卻又諸多推搪,深怕多花了一分錢在工友身上。政府對商界寬厚卻對勞工涼薄,這明顯的「雙標」更突顯社會的不公義!

精英壟斷大灣區發展機遇加劇社會撕裂,智慧社會要共享共贏「人人有機會」

另一方面,政府鼓勵港青年投身粵港澳大灣區。然而,政府推出的政策,多以高端產業為目標,並無協助基層工友融入整個灣區。「上流精英」從來不缺機會,大灣區內各省、各市、各企業都有各類引進人才的計劃,根本無需政府特別費心。反觀香港的文化、娛樂、美容和餐飲等行業,有不少人才適合到內地開拓和發展自己的事業,他們更需要政府的協助以打進內地市場。如果政府施政貪圖順水推舟,取巧畏難,將發展機遇壟斷在金字塔尖的精英手中,無疑是在加劇社會撕裂。工聯會在新時代工運論述中倡導「人人有機會」的智慧社會,重點就包括機遇共享,共建的前提是機遇共享,機遇屬於有準備、有能力的人,而政府在頂層設計中,要涵蓋人才、人力的培養和扶持。如此才能實現科學可持續的共榮,才是全社會各層級的共贏。

五一國際勞動節,是紀念公義必勝的節日,是警示全社會守護勞工權益,尊重勞動尊嚴的節日。勞動者作為社會建設的基石砥柱,往往因為資源分配不公淪為弱勢底層,社會對勞工權益的關注重視,是對人權、公義、民主、自由的最好詮釋。工聯會在新時代工運事業中會一如既往履行工會職責,為打工仔爭權益,捍衛勞動尊嚴。通過更為全面、多層面的參與管治,為民發聲。將政府傾斜了的施政的天平拉回來。工會的力量永遠來自工友群眾,我們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不斷壯大,成為不可忽視的群體,共同守護權益,彰顯公義,把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為官避事平生恥——論香港公務員》

文/吳秋北

2021年4月16日

夫素秋肅煞,勁草標於疾風;叔世艱虞,忠臣彰於赴難。

——.《皇甫誕碑》

2019香港暴亂對香港整體衝擊破壞嚴重,包括對公務員群體和制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嚴峻,加上新冠疫情,我們的治港主體——公務員——是否有管治香港的效能,是否適應一國兩制實踐中所遇到困難和挑戰;在政治、社會危機下,有顯示出捍衛一國兩制的意志嗎?這些疑問尤其突出!我在「新時代工運論述」中曾提及要推動政府作公務員隊伍的改革,在「一國兩制」進入新階段下已是事在必行。

「連儂牆署長」逆市升職,數據顯示無過錯

不久前,「連儂牆署長」晉升常秘事件引起一片嘩然。在2019年暴亂中,連儂牆是反動文宣重要平台,內容充斥著對政府、警察、特首、主要官員,包括國家領導人在內的各種抹黑、詛咒、起底。也是其宣傳、動員非法集會,煽動暴力、違法行為的重要工具。各區都設有連儂牆,噴漆、單張更是隨處可見。與黃媒黑記、網絡文宣形成呼應,因連儂墻引起的暴力衝突、流血事件也屢有發生。整體社會氣氛籠罩在黑暴陰霾之中,實際上是對民眾進行無死角、不間斷地灌輸反動思想。

然而,政府公布涉及連儂牆的1600宗投訴,只有98宗進行全面調查,但結果是全部不成立。申訴專員對此的解釋,從行政角度去調查,通過各局提供的數據顯示,並沒有構成行政失當。所以,即便不符合公眾期望,投訴也不能成立。以此邏輯,即便疫情再嚴重,相關官員的工作成效再怎樣不符合公眾要求,只要從行政的角度去判斷,數據上未構成行政失當,就可以升職加薪。這些精英公務員口口聲聲服務香港人,恐怕實際所指不過是一些指引條文,行政程序,至於民間疾苦、公眾期望,那又如何!香港公務員問題何在,據此便能一葉知秋。

行政程序大過天,民心向背棄一邊

香港有近18萬公務員,《基本法》規定向特首負責。然而實際上,分管各司各局的主要問責官員不過20幾人,對於公務員而言,這些「老細」都是「空降」,合作短短幾年,可能面都見不到幾次,如何建設團隊意識和責任擔當?坊間民調氾濫,針對特首、問責官員居多,然而政府施政成效靠的是公務員團隊去落實。《公務員守則》引言就開門見山,公務員隊伍要協助在任行政長官及政府制定、解釋和執行政策;執行各項行政事務。然而我們見到的卻是公務員團隊對管治班子的隔岸觀火、袖手旁觀,甚至落井下石。主要政治問責官員不要說動不了公務員半根毫毛,更遑論評核其表現了。鐵打的公務員隊伍,流水的特首高官。向特首負責是規定,向AO政務官負責才是現實。哪個公務員不對此心領神會!所謂的民望反映在政府官員身上無可厚非,然而公務員團隊是否與首長同心同德,共同承擔施政效果,這已不是效忠國家的問題,而是最基本的職業操守。這不就是「政治中立」的神秘!

「政治中立」近年來被上升到政治立場、大是大非的層面,實有意識形態至上態勢,被反中亂港分子用來對抗效忠的幌子,甚或作為明哲保身、不作為的藉口。實在「政治中立」指的是作為公務員團隊中一員,有保留個人意見的權利,但前提是堅決服從最終決定的執行力,並且不可因異見而怠慢。若做不到,何嘗不是一種行政失當?進一步講,「政治中立」反而不適用於大是大非問題,特首及問責高官故然要講政治,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這些都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公務員團隊應有的基本特質、應有之義,這政治能不講嗎?還可以「政治中立」嗎?

「隱形首長團」規管欠奉,怠政懶政形成制度性腐敗

正常情況下,公務員的「政治中立」,所指的是公務員必須忠誠地提供服務,不因個人的政見所左右,而政治判斷則交由問責官員處理。當問責官員確立了政治判斷時,公務員便要盡忠落實這個判斷。《公務員守則》4.2項:「個別決策局、部門和辦事處可由主管定明本身的使命與信念;這些使命與信念須符合《公務員守則》。」那麼,誰才是公務員團隊真正的領導者,這部分人的信念是否與一國兩制治理體系相適應?在「政治中立」下是否能夠貫徹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正確理解、行使特區高度自治權?然則其重要性並不亞於特首、高官、立法會。行政主導的本質是公務員團隊的全力配合,盡職盡責,所以公務員團隊的愛國信念與責任擔當是「愛國者治港」原則下的改革重點。只問行政指引和程序,不問施政成效,如此官僚主義,必然導致官員不作為,怠政懶政必然形成制度性腐敗。人們便時常聽聞有不作為的官員,為免其「阻住地球轉」,反被升職的荒謬事。那麼就要從制度上嚴格把關,將陽奉陰違、暗度陳倉的人排除在制度之外;要以德才兼備原則,任人唯賢,建設一支具備國家觀念,適應新時期一國兩制要求,高效高能,積極作為,勇於擔當的公務員隊伍。建設香港只有一個方向,就是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這就是公務員不容置疑的共同信念和追求。

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寸丹心唯報國」、「為官避事平生恥」、「上下同欲者勝」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7年視察香港時,曾以三句金句相贈新一屆領導班子。分別是「一寸丹心唯報國」、「為官避事平生恥」、「上下同欲者勝」。習主席強調,香港是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作為政權機構的主要成員,都要有國家觀念,在開展政務活動或處理有關問題的過程中,要善於站在國家的高度來觀察和思考問題,自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履行自己對國家的責任。同時,「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創舉,香港社會政治環境又十分複雜,在香港當官,不是一件輕鬆舒適的事情。在全面貫徹、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務實解決經濟民生方面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困難、加強青少年對國家歷史文化教育、依法遏制「港獨」活動、維護香港社會大局穩定,都需要大家迎難而上、積極作為,有的時候還要頂住壓力、保持定力。除此之外,團隊精神必不可少,特別是特區政府管治團隊是一個整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勉勵大家要全面落實和完善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處理好行政立法關係,真正做到「議而有決、決而有行」,確保政府依法施政的順暢高效。此一番話對象不僅是政府高官,更是政府高官領導下的行政隊伍。如果公務員人人以此自省自勉,又何愁團隊缺乏向心力與凝聚力。

事實上,中央對香港的公務員隊伍是信任有餘,要求不足。通過《基本法》內有關公務人員的相關條例可見,在特區政府成立後,最大限度的沿用殖民政府管理辦法,包括公務人員的招聘、僱用、考核、紀律、培訓和管理的制度(第一百零三條)。最大程度的任用特區成立前政府各部門,包括警察部門任職的公務人員,其年資予以保留,薪金、津貼、福利待遇和服務條件不低於原標準(第一百條)。以及最大範圍的包容國際人士參與香港管治,除司、局級以及幾大紀律部隊長官等職位必須由無外國居留權的特區永居的中國公民擔任外,其他政府人員均可任用原港英政府就職人員,並且不限制新受聘者為英籍香港永居和其他外籍身份(第一百零一條)。反觀對政府人員忠誠度的要求,只有一句: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考核、審查、監管、懲治等辦法一律欠奉。

公務員舊制難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香港回歸至今,沿用港英政府公務員管理辦法,從實際效果來看,顯然已經不合時宜。問題出在哪裡?首先要理解殖民政府在70年代啟動「行政吸納政治」策略的用意,其背後的佈局和考量甚為複雜,涉及英國本國的政治環境,以及外交策略,更重要的是為之後的主權移交做鋪排。表面上對於在1967年以前根本無權參與政府管治的華人而言,此舉成為收買民心、體現民主的「恩賜」。據統計,1950年代,香港47名政務官中只有一位華裔政務官。1966年146個政府高層職位中,24個職位由本地人士擔任。1977年時,首長級別的337名政務官中,本港人士佔到42.1%,有142人;1981年時,升至258名本地人士擔任高級政務官,增幅為81%。從數據上看,殖民政府吸納本地華人,釋放了權力。然而他們並沒有培養本地華人成為高級政治精英的誠意,事實上,基於英國國家安全考慮,重要職位仍由英國人擔任,本地華人若要晉升到首長級官員或者部門主管時,需要接受港英政府的「保安審查」。為了避免華人官員接觸政府核心文檔,更將高級官員分為兩部分,並規定一部分必須由英國人出任,另一部分應該和應當由英國人出任才合適。並且提高重要檔案的閱讀權限,以避免華人官員危害英國國家安全。顯然,港英政府徹頭徹尾地實行「愛英國者治港」,那麼這套制度培養出的公務員,具有根深蒂固的「戀殖情結」也是理所當然。如果我們還指望這套「戀殖」的舊制度,可以做到「愛中國者治港」,那就是政治幼稚病入膏肓!

談到香港殖民歷史在政治上所遺留下來的種種問題,「居英權」必然是中央的隱痛。有人將其視為動盪之中的「保險機制」,我卻認為它是一塊位置尷尬、形狀醜陋、羞於示人的紋身,將民族屈辱刻在肉身,寫入靈魂。

1984年正式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其中明確香港人不會獲得英國的居留權。英政府1985年制定《1985年香港法案》,1987年開始向港人簽發不具居留權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1989年北京發生六四風波,香港媒體大量不實報導,製造「坦克和武力鎮壓」、「血洗天安門」的謊言,掩蓋顏色革命本質。製造港人對政治前景的擔憂,加劇對主權回歸的恐慌感。1990年,英國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在香港推出最高50000家庭額度的「居英權」計劃。計畫特別針對曾經從事敏感職位的政府公務員,以及對香港有貢獻、關乎香港前途的重要人士,並由港督主動邀請,計畫於1996年12月31日結束。到底有多少公務員獲得並且接受邀請,這自然是英國政府的機密,同時也是絕大多數申請人內心深處的難言之隱。

如《基本法》所列,特區政府幾乎對港英時期的公務員隊伍照單全收, 除一百零一條之外,對公務人員的國籍並無限制。1990年至1996年期間的政務主任級別以上的政務系公務員,獲邀申請「居英權」則是情理之中。當時移民潮洶湧,若是這批服務港英政府多年的「政治精英」在主權回歸後流失,必然是政府的遺憾。英政府批予這些忠於自己的港人精英逃往英國的特許,永不作廢,就此英國成為他們心底真正的依靠。誠然這是特定時期、特定政治背景、特定人群的「秘密」計畫,我無意譴責獲此甄選殊榮的特權階級。只是當這些昔日政務主任,今日常秘、首長們,面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莊嚴宣誓效忠時,懷揣著一個和英國政府之間的秘密,能否說服自己?能否令下屬、市民信服?

「去殖」須徹底,愛國愛港才是主流價值觀

時過境遷,公務員隊伍要有主人翁精神,要轉換思維,擔當建設香港的一份子。公務員不是政府的僱傭兵,而是落實政府政策最堅定的執行隊伍。港英時代推崇「政治中立」,目的是要讓公務員「政治空白」,純粹為英政府所制定的政策服務。時至今日,香港已回歸祖國,公務員可以名正言順地盡忠自己的國家。政府工不只是高薪厚祿,不只是精英標籤。公務員隊伍是社會風氣的縮影,是「一國兩制」方針的重要實踐者。社會需要思考,「港人治港」到底是戀殖港人治港還是愛中國港人治港,更有利於香港長遠發展和核心利益。部分「精英」港人常迷茫於身份認同,常困惑於英屬港人與中國人之間,到目前仍有人懷揣個BNO,就當自己是二等英人或高級華人!事實上即便是在殖民統治時期,一般香港人的國際公認身份也從來都是中國人。這迷茫實在是罔顧事實,庸人自擾。著名作家李敖曾經這樣評論台獨思想,對於「台灣人」的概念,不在於你自己是否認同,而是國際是否認同。如果世界上主要國家都不承認台灣獨立,那麼「台灣獨立」的自我認同,只是一個笑話。所以,世上就連假惺惺的大不列顛國都不擬把你當英人,你自動送上門不就是另一笑話嗎?!對於主權回歸後,有人將「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曲解成香港獨立的行政基礎、法律依據,更是荒謬至極。既然沿用舊制度做不到建設香港,服務港人,那麼去舊立新,時不我待。香港並無再耗下去的本錢。

為民生謀福祉是「愛國者治港」的必然要求

文|吳秋北

2021年3月7日

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在3月6日早上接見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表示自己每日都看香港新聞,非常關注香港現時情況,特別要把疫情和保就業放在突出位置。韓副總理在3月7日看望港區人大代表團時表示,支持特首林鄭月娥領導的特區政府。香港的當務之急是控制疫情,力爭「清零」。對於「愛國者治港」,是香港政制的大原則,要堅持及貫徹落實,以保「一國兩制」可以行穩致遠,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特別強調社會恢復法治、穩定之後,更要一起做好長遠規劃,解決貧富懸殊、住屋等問題。

工聯會作為高舉愛國愛港旗幟的全港最大勞工團體,特別關注香港民生發展。而就業是最大的民生,是社會穩定的基礎,也是滅貧最根本的有效手段。在去年4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央首次在「六穩」(即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和)工作上,提出「六保」(即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就業正是放在首位。今年的總理工作報告,除了制定經濟增長目標為6%以上,還提出兩項就業相關的指標,即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以上,以及城鎮調查失業由6%降至5.5%。可見國家對保就業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事實上,宏觀政策的兩大目標,一個是穩住經濟基本盤,另一個就是優先穩就業保民生。

內地的保就業措施層出不窮、多渠道,既要穩崗擴崗,也為重點群體提供支援和帶動創業。就業優先政策力度不斷加強、聚力增效,但也同時擴大惠及範圍。

不過,萬變不離其宗,保就業的核心有三部分:一、有沒有足夠的工作,工作是否穩定,前者要擴崗,後者要穩崗;二、就業配對的問題,會否出現「有人無工做」、「有工無人做」的情況。這一方面是就業資訊是否流通的問題,另一方面是求職者的技能、偏好和資歷是否匹配。三、假如確實無法在短期內解決個別人士的就業問題,如何能為這些失業人士提供生活保障。

說到穩崗擴崗,疫情之下,有很多行業無法正常營運,打工仔的飯碗不穩。例如旅遊業疫下無工可開。政府便應考慮設立一些臨時職位給旅遊業界的工友,讓他們有工可做;或協助他們暫時轉到其他技能匹配的行業工作;或讓他們在獲取一定金額的津貼下作技能提升。簡言之,就是讓疫情受困的工友能有事可做的同時,有一定的收入應付家庭開支。

新春期間,國家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推出「迎新春 穩崗留工送培訓」專項工作,力求實現「留崗一人、培訓一人」,給予留崗人員培訓補貼、生活費補貼和交通補貼,並推動企業「以工代訓」,即企業利用辦公/生產場所進行生產技能培訓,可獲得相關補貼。香港一些受疫情嚴重影響的行業,例如旅遊和美容,是否也能參考內地的「以工代訓」工作,讓企業以培訓留住職位和吸納就業,讓保障工友的基本生活獲得保障?

內地還設有就業專項補助,推動各類勞動力市場、人才市場、零工市場建設,廣開就業門路,目標是為有意願有能力的人創造更多公平就業機會。反觀香港,求職問題主要靠市場自行解決,各行各業缺乏用人和薪酬指標,求職招才資訊雜亂。

而在就業配對問題上,現時內地推動降低就業門檻,動態優化國家職業資格目錄,降低或取消部分准入類職業資格考試工作年限要求。為何要降低門檻而不是提高?這並非要放寬從業人員的水平要求,而是要讓更多具潛質的新人獲得入行機會或職業資格,吸納更多就業,讓新人盡早接受在職培訓累積經驗,但原則是「易入難出」、精益求精,考核嚴謹。

另一方面,香港政府的就業服務相對被動,坐等求職者求助,連最基本的大型全港性就業推廣活動也欠奉。大部分求職者都只是自行到求職網找工作和寄求職信,政府在就業支援上幾乎處於空白。內地官員為保就業絞盡腦汁,五花八門的項目都有。反觀我們的勞福局局長,薪金遠高於內地官員,智力之高毋庸置疑,但就是交不出任何保就業項目!

內地最新近的保就業項目,便有「直播帶崗」,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很多時就是局長親自操刀)直播招聘單位辦公現場,讓企業人事部門介紹薪酬待遇,企業高管宣講企業宗旨和發展,令求職者更多掌握用人單位的公司文化和工作要求。

人社局更會安排職業指導師和公共就業服務人員,協助求職者擇業,給予薪酬建議、職業發展路向和路線、心理輔導、在線職業指導,甚至教導求職者在失業期間如何規劃生活與平衡心理。新時代下的就業市場生態變化更大更急促,新興產業造成的新舊崗位更迭,必然引發人力市場波動。勞福局在就業支援上本應有更大的擔當,也只有積極引導,整體把控,才能疏導就業壓力,擴充人才庫,以支持產業持續發展。然香港政府放手不理,讓市場自然解決,鮮有主動介入,勞工處閒得可一度養著顏武周,讓他頻繁搞政治,而不是為保就業出謀獻策。實在是不務正業,丟人現眼!

最後想說,內地和澳門均設有社保基金。澳門的社保基金設有養老金、殘疾金、失業津貼、疾病津貼、出生津貼、結婚津貼和喪葬津貼;內地的社會保險,則包括基本養老、醫療、工傷、失業和生育。香港雖然有綜援,卻要情況足夠差才能申請,覆蓋面有限,非全民福利。特別是現下失業慘重,仍有人在持續半年以上無收入的情況下,堅持不願意申請或者不符合申請資格,也可以看出綜援作為社會福利的局限性。至於強積金,在對沖機制下,其實只是強制性個人儲蓄,算作社會福利,實在徒有虛名。而且工聯並不主張允許中途支取強積金,顧頭不顧尾反而影響退休保障,該由政府解決的問題,怎可轉嫁給市民?內地和澳門的社福政策,都針對人生歷程,按照不同人生階段需要作全盤考慮和支援。這就是人性化的施政思維,絕不是本位思考,做了就算。香港的官僚主義,在保就業、救失業上怠政、懶政不可接受!

高官糧支豐厚,做事欠缺擔當。如要開源節流,應論功計酬,高官人工自能減去大半,節流成功,回饋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