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官避事平生恥——論香港公務員》

文/吳秋北

2021年4月16日

夫素秋肅煞,勁草標於疾風;叔世艱虞,忠臣彰於赴難。

——.《皇甫誕碑》

2019香港暴亂對香港整體衝擊破壞嚴重,包括對公務員群體和制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嚴峻,加上新冠疫情,我們的治港主體——公務員——是否有管治香港的效能,是否適應一國兩制實踐中所遇到困難和挑戰;在政治、社會危機下,有顯示出捍衛一國兩制的意志嗎?這些疑問尤其突出!我在「新時代工運論述」中曾提及要推動政府作公務員隊伍的改革,在「一國兩制」進入新階段下已是事在必行。

「連儂牆署長」逆市升職,數據顯示無過錯

不久前,「連儂牆署長」晉升常秘事件引起一片嘩然。在2019年暴亂中,連儂牆是反動文宣重要平台,內容充斥著對政府、警察、特首、主要官員,包括國家領導人在內的各種抹黑、詛咒、起底。也是其宣傳、動員非法集會,煽動暴力、違法行為的重要工具。各區都設有連儂牆,噴漆、單張更是隨處可見。與黃媒黑記、網絡文宣形成呼應,因連儂墻引起的暴力衝突、流血事件也屢有發生。整體社會氣氛籠罩在黑暴陰霾之中,實際上是對民眾進行無死角、不間斷地灌輸反動思想。

然而,政府公布涉及連儂牆的1600宗投訴,只有98宗進行全面調查,但結果是全部不成立。申訴專員對此的解釋,從行政角度去調查,通過各局提供的數據顯示,並沒有構成行政失當。所以,即便不符合公眾期望,投訴也不能成立。以此邏輯,即便疫情再嚴重,相關官員的工作成效再怎樣不符合公眾要求,只要從行政的角度去判斷,數據上未構成行政失當,就可以升職加薪。這些精英公務員口口聲聲服務香港人,恐怕實際所指不過是一些指引條文,行政程序,至於民間疾苦、公眾期望,那又如何!香港公務員問題何在,據此便能一葉知秋。

行政程序大過天,民心向背棄一邊

香港有近18萬公務員,《基本法》規定向特首負責。然而實際上,分管各司各局的主要問責官員不過20幾人,對於公務員而言,這些「老細」都是「空降」,合作短短幾年,可能面都見不到幾次,如何建設團隊意識和責任擔當?坊間民調氾濫,針對特首、問責官員居多,然而政府施政成效靠的是公務員團隊去落實。《公務員守則》引言就開門見山,公務員隊伍要協助在任行政長官及政府制定、解釋和執行政策;執行各項行政事務。然而我們見到的卻是公務員團隊對管治班子的隔岸觀火、袖手旁觀,甚至落井下石。主要政治問責官員不要說動不了公務員半根毫毛,更遑論評核其表現了。鐵打的公務員隊伍,流水的特首高官。向特首負責是規定,向AO政務官負責才是現實。哪個公務員不對此心領神會!所謂的民望反映在政府官員身上無可厚非,然而公務員團隊是否與首長同心同德,共同承擔施政效果,這已不是效忠國家的問題,而是最基本的職業操守。這不就是「政治中立」的神秘!

「政治中立」近年來被上升到政治立場、大是大非的層面,實有意識形態至上態勢,被反中亂港分子用來對抗效忠的幌子,甚或作為明哲保身、不作為的藉口。實在「政治中立」指的是作為公務員團隊中一員,有保留個人意見的權利,但前提是堅決服從最終決定的執行力,並且不可因異見而怠慢。若做不到,何嘗不是一種行政失當?進一步講,「政治中立」反而不適用於大是大非問題,特首及問責高官故然要講政治,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這些都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公務員團隊應有的基本特質、應有之義,這政治能不講嗎?還可以「政治中立」嗎?

「隱形首長團」規管欠奉,怠政懶政形成制度性腐敗

正常情況下,公務員的「政治中立」,所指的是公務員必須忠誠地提供服務,不因個人的政見所左右,而政治判斷則交由問責官員處理。當問責官員確立了政治判斷時,公務員便要盡忠落實這個判斷。《公務員守則》4.2項:「個別決策局、部門和辦事處可由主管定明本身的使命與信念;這些使命與信念須符合《公務員守則》。」那麼,誰才是公務員團隊真正的領導者,這部分人的信念是否與一國兩制治理體系相適應?在「政治中立」下是否能夠貫徹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正確理解、行使特區高度自治權?然則其重要性並不亞於特首、高官、立法會。行政主導的本質是公務員團隊的全力配合,盡職盡責,所以公務員團隊的愛國信念與責任擔當是「愛國者治港」原則下的改革重點。只問行政指引和程序,不問施政成效,如此官僚主義,必然導致官員不作為,怠政懶政必然形成制度性腐敗。人們便時常聽聞有不作為的官員,為免其「阻住地球轉」,反被升職的荒謬事。那麼就要從制度上嚴格把關,將陽奉陰違、暗度陳倉的人排除在制度之外;要以德才兼備原則,任人唯賢,建設一支具備國家觀念,適應新時期一國兩制要求,高效高能,積極作為,勇於擔當的公務員隊伍。建設香港只有一個方向,就是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這就是公務員不容置疑的共同信念和追求。

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寸丹心唯報國」、「為官避事平生恥」、「上下同欲者勝」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7年視察香港時,曾以三句金句相贈新一屆領導班子。分別是「一寸丹心唯報國」、「為官避事平生恥」、「上下同欲者勝」。習主席強調,香港是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作為政權機構的主要成員,都要有國家觀念,在開展政務活動或處理有關問題的過程中,要善於站在國家的高度來觀察和思考問題,自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履行自己對國家的責任。同時,「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創舉,香港社會政治環境又十分複雜,在香港當官,不是一件輕鬆舒適的事情。在全面貫徹、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務實解決經濟民生方面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困難、加強青少年對國家歷史文化教育、依法遏制「港獨」活動、維護香港社會大局穩定,都需要大家迎難而上、積極作為,有的時候還要頂住壓力、保持定力。除此之外,團隊精神必不可少,特別是特區政府管治團隊是一個整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勉勵大家要全面落實和完善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處理好行政立法關係,真正做到「議而有決、決而有行」,確保政府依法施政的順暢高效。此一番話對象不僅是政府高官,更是政府高官領導下的行政隊伍。如果公務員人人以此自省自勉,又何愁團隊缺乏向心力與凝聚力。

事實上,中央對香港的公務員隊伍是信任有餘,要求不足。通過《基本法》內有關公務人員的相關條例可見,在特區政府成立後,最大限度的沿用殖民政府管理辦法,包括公務人員的招聘、僱用、考核、紀律、培訓和管理的制度(第一百零三條)。最大程度的任用特區成立前政府各部門,包括警察部門任職的公務人員,其年資予以保留,薪金、津貼、福利待遇和服務條件不低於原標準(第一百條)。以及最大範圍的包容國際人士參與香港管治,除司、局級以及幾大紀律部隊長官等職位必須由無外國居留權的特區永居的中國公民擔任外,其他政府人員均可任用原港英政府就職人員,並且不限制新受聘者為英籍香港永居和其他外籍身份(第一百零一條)。反觀對政府人員忠誠度的要求,只有一句: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考核、審查、監管、懲治等辦法一律欠奉。

公務員舊制難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香港回歸至今,沿用港英政府公務員管理辦法,從實際效果來看,顯然已經不合時宜。問題出在哪裡?首先要理解殖民政府在70年代啟動「行政吸納政治」策略的用意,其背後的佈局和考量甚為複雜,涉及英國本國的政治環境,以及外交策略,更重要的是為之後的主權移交做鋪排。表面上對於在1967年以前根本無權參與政府管治的華人而言,此舉成為收買民心、體現民主的「恩賜」。據統計,1950年代,香港47名政務官中只有一位華裔政務官。1966年146個政府高層職位中,24個職位由本地人士擔任。1977年時,首長級別的337名政務官中,本港人士佔到42.1%,有142人;1981年時,升至258名本地人士擔任高級政務官,增幅為81%。從數據上看,殖民政府吸納本地華人,釋放了權力。然而他們並沒有培養本地華人成為高級政治精英的誠意,事實上,基於英國國家安全考慮,重要職位仍由英國人擔任,本地華人若要晉升到首長級官員或者部門主管時,需要接受港英政府的「保安審查」。為了避免華人官員接觸政府核心文檔,更將高級官員分為兩部分,並規定一部分必須由英國人出任,另一部分應該和應當由英國人出任才合適。並且提高重要檔案的閱讀權限,以避免華人官員危害英國國家安全。顯然,港英政府徹頭徹尾地實行「愛英國者治港」,那麼這套制度培養出的公務員,具有根深蒂固的「戀殖情結」也是理所當然。如果我們還指望這套「戀殖」的舊制度,可以做到「愛中國者治港」,那就是政治幼稚病入膏肓!

談到香港殖民歷史在政治上所遺留下來的種種問題,「居英權」必然是中央的隱痛。有人將其視為動盪之中的「保險機制」,我卻認為它是一塊位置尷尬、形狀醜陋、羞於示人的紋身,將民族屈辱刻在肉身,寫入靈魂。

1984年正式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其中明確香港人不會獲得英國的居留權。英政府1985年制定《1985年香港法案》,1987年開始向港人簽發不具居留權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1989年北京發生六四風波,香港媒體大量不實報導,製造「坦克和武力鎮壓」、「血洗天安門」的謊言,掩蓋顏色革命本質。製造港人對政治前景的擔憂,加劇對主權回歸的恐慌感。1990年,英國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在香港推出最高50000家庭額度的「居英權」計劃。計畫特別針對曾經從事敏感職位的政府公務員,以及對香港有貢獻、關乎香港前途的重要人士,並由港督主動邀請,計畫於1996年12月31日結束。到底有多少公務員獲得並且接受邀請,這自然是英國政府的機密,同時也是絕大多數申請人內心深處的難言之隱。

如《基本法》所列,特區政府幾乎對港英時期的公務員隊伍照單全收, 除一百零一條之外,對公務人員的國籍並無限制。1990年至1996年期間的政務主任級別以上的政務系公務員,獲邀申請「居英權」則是情理之中。當時移民潮洶湧,若是這批服務港英政府多年的「政治精英」在主權回歸後流失,必然是政府的遺憾。英政府批予這些忠於自己的港人精英逃往英國的特許,永不作廢,就此英國成為他們心底真正的依靠。誠然這是特定時期、特定政治背景、特定人群的「秘密」計畫,我無意譴責獲此甄選殊榮的特權階級。只是當這些昔日政務主任,今日常秘、首長們,面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莊嚴宣誓效忠時,懷揣著一個和英國政府之間的秘密,能否說服自己?能否令下屬、市民信服?

「去殖」須徹底,愛國愛港才是主流價值觀

時過境遷,公務員隊伍要有主人翁精神,要轉換思維,擔當建設香港的一份子。公務員不是政府的僱傭兵,而是落實政府政策最堅定的執行隊伍。港英時代推崇「政治中立」,目的是要讓公務員「政治空白」,純粹為英政府所制定的政策服務。時至今日,香港已回歸祖國,公務員可以名正言順地盡忠自己的國家。政府工不只是高薪厚祿,不只是精英標籤。公務員隊伍是社會風氣的縮影,是「一國兩制」方針的重要實踐者。社會需要思考,「港人治港」到底是戀殖港人治港還是愛中國港人治港,更有利於香港長遠發展和核心利益。部分「精英」港人常迷茫於身份認同,常困惑於英屬港人與中國人之間,到目前仍有人懷揣個BNO,就當自己是二等英人或高級華人!事實上即便是在殖民統治時期,一般香港人的國際公認身份也從來都是中國人。這迷茫實在是罔顧事實,庸人自擾。著名作家李敖曾經這樣評論台獨思想,對於「台灣人」的概念,不在於你自己是否認同,而是國際是否認同。如果世界上主要國家都不承認台灣獨立,那麼「台灣獨立」的自我認同,只是一個笑話。所以,世上就連假惺惺的大不列顛國都不擬把你當英人,你自動送上門不就是另一笑話嗎?!對於主權回歸後,有人將「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曲解成香港獨立的行政基礎、法律依據,更是荒謬至極。既然沿用舊制度做不到建設香港,服務港人,那麼去舊立新,時不我待。香港並無再耗下去的本錢。

為民生謀福祉是「愛國者治港」的必然要求

文|吳秋北

2021年3月7日

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在3月6日早上接見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表示自己每日都看香港新聞,非常關注香港現時情況,特別要把疫情和保就業放在突出位置。韓副總理在3月7日看望港區人大代表團時表示,支持特首林鄭月娥領導的特區政府。香港的當務之急是控制疫情,力爭「清零」。對於「愛國者治港」,是香港政制的大原則,要堅持及貫徹落實,以保「一國兩制」可以行穩致遠,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特別強調社會恢復法治、穩定之後,更要一起做好長遠規劃,解決貧富懸殊、住屋等問題。

工聯會作為高舉愛國愛港旗幟的全港最大勞工團體,特別關注香港民生發展。而就業是最大的民生,是社會穩定的基礎,也是滅貧最根本的有效手段。在去年4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央首次在「六穩」(即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和)工作上,提出「六保」(即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就業正是放在首位。今年的總理工作報告,除了制定經濟增長目標為6%以上,還提出兩項就業相關的指標,即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以上,以及城鎮調查失業由6%降至5.5%。可見國家對保就業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事實上,宏觀政策的兩大目標,一個是穩住經濟基本盤,另一個就是優先穩就業保民生。

內地的保就業措施層出不窮、多渠道,既要穩崗擴崗,也為重點群體提供支援和帶動創業。就業優先政策力度不斷加強、聚力增效,但也同時擴大惠及範圍。

不過,萬變不離其宗,保就業的核心有三部分:一、有沒有足夠的工作,工作是否穩定,前者要擴崗,後者要穩崗;二、就業配對的問題,會否出現「有人無工做」、「有工無人做」的情況。這一方面是就業資訊是否流通的問題,另一方面是求職者的技能、偏好和資歷是否匹配。三、假如確實無法在短期內解決個別人士的就業問題,如何能為這些失業人士提供生活保障。

說到穩崗擴崗,疫情之下,有很多行業無法正常營運,打工仔的飯碗不穩。例如旅遊業疫下無工可開。政府便應考慮設立一些臨時職位給旅遊業界的工友,讓他們有工可做;或協助他們暫時轉到其他技能匹配的行業工作;或讓他們在獲取一定金額的津貼下作技能提升。簡言之,就是讓疫情受困的工友能有事可做的同時,有一定的收入應付家庭開支。

新春期間,國家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推出「迎新春 穩崗留工送培訓」專項工作,力求實現「留崗一人、培訓一人」,給予留崗人員培訓補貼、生活費補貼和交通補貼,並推動企業「以工代訓」,即企業利用辦公/生產場所進行生產技能培訓,可獲得相關補貼。香港一些受疫情嚴重影響的行業,例如旅遊和美容,是否也能參考內地的「以工代訓」工作,讓企業以培訓留住職位和吸納就業,讓保障工友的基本生活獲得保障?

內地還設有就業專項補助,推動各類勞動力市場、人才市場、零工市場建設,廣開就業門路,目標是為有意願有能力的人創造更多公平就業機會。反觀香港,求職問題主要靠市場自行解決,各行各業缺乏用人和薪酬指標,求職招才資訊雜亂。

而在就業配對問題上,現時內地推動降低就業門檻,動態優化國家職業資格目錄,降低或取消部分准入類職業資格考試工作年限要求。為何要降低門檻而不是提高?這並非要放寬從業人員的水平要求,而是要讓更多具潛質的新人獲得入行機會或職業資格,吸納更多就業,讓新人盡早接受在職培訓累積經驗,但原則是「易入難出」、精益求精,考核嚴謹。

另一方面,香港政府的就業服務相對被動,坐等求職者求助,連最基本的大型全港性就業推廣活動也欠奉。大部分求職者都只是自行到求職網找工作和寄求職信,政府在就業支援上幾乎處於空白。內地官員為保就業絞盡腦汁,五花八門的項目都有。反觀我們的勞福局局長,薪金遠高於內地官員,智力之高毋庸置疑,但就是交不出任何保就業項目!

內地最新近的保就業項目,便有「直播帶崗」,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很多時就是局長親自操刀)直播招聘單位辦公現場,讓企業人事部門介紹薪酬待遇,企業高管宣講企業宗旨和發展,令求職者更多掌握用人單位的公司文化和工作要求。

人社局更會安排職業指導師和公共就業服務人員,協助求職者擇業,給予薪酬建議、職業發展路向和路線、心理輔導、在線職業指導,甚至教導求職者在失業期間如何規劃生活與平衡心理。新時代下的就業市場生態變化更大更急促,新興產業造成的新舊崗位更迭,必然引發人力市場波動。勞福局在就業支援上本應有更大的擔當,也只有積極引導,整體把控,才能疏導就業壓力,擴充人才庫,以支持產業持續發展。然香港政府放手不理,讓市場自然解決,鮮有主動介入,勞工處閒得可一度養著顏武周,讓他頻繁搞政治,而不是為保就業出謀獻策。實在是不務正業,丟人現眼!

最後想說,內地和澳門均設有社保基金。澳門的社保基金設有養老金、殘疾金、失業津貼、疾病津貼、出生津貼、結婚津貼和喪葬津貼;內地的社會保險,則包括基本養老、醫療、工傷、失業和生育。香港雖然有綜援,卻要情況足夠差才能申請,覆蓋面有限,非全民福利。特別是現下失業慘重,仍有人在持續半年以上無收入的情況下,堅持不願意申請或者不符合申請資格,也可以看出綜援作為社會福利的局限性。至於強積金,在對沖機制下,其實只是強制性個人儲蓄,算作社會福利,實在徒有虛名。而且工聯並不主張允許中途支取強積金,顧頭不顧尾反而影響退休保障,該由政府解決的問題,怎可轉嫁給市民?內地和澳門的社福政策,都針對人生歷程,按照不同人生階段需要作全盤考慮和支援。這就是人性化的施政思維,絕不是本位思考,做了就算。香港的官僚主義,在保就業、救失業上怠政、懶政不可接受!

高官糧支豐厚,做事欠缺擔當。如要開源節流,應論功計酬,高官人工自能減去大半,節流成功,回饋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