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工聯會

2025年3月19日

「888」工作模式，即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8小時個人時間，保持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保護僱員的身心健康。長時間超負荷工時和工作量會引致工作倦怠，健康也會出問題。在立法方面，香港的《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就意外的預防、防火措施、工作地點的環境控制、急救事宜等訂定一些基本規定，為僱員的身體健康提供法律保障，而惟對於僱員的精神健康保障立法艱難，乏善可陳。

根據立法會秘書處2025年一份研究報告，全球約40%的人口正在工作，大多數僱員會把六成清醒時間投放在工作上，而香港是以長工時著稱，「全球過勞城市」排名第二。早前我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保障僱員精神健康」的議案獲得通過，而工聯會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具體到標準工時、離線權等，在商界主導議席的議會自然沒能通過。衹是政府也多翻強調其複雜性、難以「一刀切」等等困難一大堆，總之是不願邁出開始研究的第一步，實在讓打工仔心寒。保障僱員身心健康，怎能口惠而實不至！

這裡有一個「現實很殘酷」的數據。經濟學人「2024年全球最富裕國家」報告，以人均GDP、按當地物價調整後GDP以及按物價&工時調整後GDP，三個指標全面評估主要經濟體的富裕程度，以及其生產力與勞動力工作強度的平衡關係。報告顯示，香港人均GDP全球第20位，按當地物價調整後GDP第15位，按工時調整後跌出前20位榜單。歐洲發達經濟體三個指標變化平緩，亞洲地區新加坡和澳門都優於香港。（hket）

「身體是革命的本錢」，我們都知道對於自然人而言健康是一切的基礎，健康的僱員、積極正面的勞動者隊伍，也是經濟發展社會建設的「本錢」。維護僱員身心健康符合社會共同利益，而非只為打工仔謀福祉。

第一，僱員精神健康關乎社會經濟效益。世界衛生組織評估，積極應對精神健康問題生產力可獲得正向的收益，反之亦然。香港職安局於2020年發佈的調查顯示，2018年香港因工作壓力導致缺勤、假性出席造成的總體經濟損失高達59.7億至79.6億。

第二，保障僱員精神健康能減輕公共醫療壓力，維護社會和家庭和諧穩定。港大醫學院預測，香港十年內抑鬱症疾病負擔持續，年均醫療成本超過25.1億港元。立法會秘書處研究顯示，香港有300多萬名僱員，當中有27%的僱員有因工作壓力引致焦慮、抑鬱等精神健康問題出現，患病比率遠高於全球的16%平均值。此外，僱員們除了職場身份之外，亦要擔當父母、子女和伴侶的角色。據統計，2023年香港有27.9%的全職僱員每周工時達48至59小時，有8.1%達60小時及以上，超長工時會變相剝奪家庭角色。

第三，保障僱員精神健康是「以人為本」的價值追求。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人權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誌。《世界精神衛生報告》明確將精神健康列入基本人權。思考如何通過立法保障僱員的精神健康，也是思考如何重構職場中「人」的價值，僱員應是被尊重的「生命主體」。

第四，第三次工業革命出現互聯網技術以來，已引發隱形工作、離線權等問題，第四次工業革命勢必要調整新的勞動關係，科技進步的目的不是為了淘汰勞動力，而是要解放勞動力，而解放勞動力也是釋放勞動力。良性循環不能只靠倡導，必須從立法做起。是絕大多數人是淪為科技的奴隸，還是受益於科技進步，減少勞動時長、提升勞動價值，政府必須有所思有所為。

保障僱員精神健康的立法固然具有較高複雜性，過嚴厲、過簡單的立法也可能導致反作用，所以需要研究如何立法，而不是「一刀切」拒絕立法。實際操作層面，嘗試做以下探討。在精神健康的界定和法律標準的模糊性上，可以通過聚焦於管理可預見的職場精神健康風險，而不強制要求僱主對員工所有心理問題負責。在僱員未出現心理問題時便進行風險預防，立法規定僱主減少精神健康風險，比出現問題後對僱主進行追責，更能切實保障僱員的精神健康。也只有當企業擯棄事後補救和自保思維，轉向建立預防性風險管理體系，當風險識別成為常態，法律的合理控制措施才能真正落地。

事實上，不少經濟發達國家也進行相關立法，例如澳洲聯邦政府就十分關注當地在職青年的精神健康。因此，政府立法規定僱主須減少精神健康風險以保障僱員的精神健康。這些風險包括工作量過大、缺乏支援、職場欺凌和性騷擾等。此外，英國也有3項與精神健康有關的主要法例，包括《1974年工作健康與安全法 》、《 1999 年工作健康及安全管理規例》及《2010 年平等法》。這些法規要求僱主評估僱員面對健康風險，包括精神健康問題，並採取合理可行措施，盡量消除這些風險。

對於職場中可預見的精神健康風險，可以從工作設計、組織文化、行業特性等方面識別。在工作設計上，將長期超時工作、任務量遠超僱員能力等不合理的工作負荷列為精神健康風險；在組織文化上，將上司或同事的持續貶低、語言暴力等職場霸凌、加班時長等同於「忠誠度」的加班文化、無晉升標準等模糊職業發展路徑等列為精神健康風險；在行業特性上，需特別關注醫護人員、社工等高情感勞動行業，要求這些行業的僱主提供更多的精神健康支援。

對於立法後可能引發的「逆向歧視」，政府則需要強化反歧視條例，比如擴展禁止歧視的範圍，將心理健康狀況納入「平等就業法」保護範疇，與種族、性別等並列。此外，還需要規定僱主不能因僱員有精神疾病而解僱，例如英國對保障僱員精神健康的相關法例便有所規定，並且必須為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員工作出減少職責和縮短工時等合理調整。

保障僱員精神健康的立法，本質上是平衡效率與人性、權利與責任、標準化與個性化的衝突，我們深知其中複雜性，所以希望與政府和資方一起推進有關工作。相較而言，標準工時立法已是其中最簡單易爲的，十幾年過去，仍毫無進展，不知這保障僱員精神健康立法，打工仔又要等幾個十年？無可逃避，這是社會進步的必經之路。道阻且長，行則將至。

全港僱員打工仔、工聯會員：

充實緊湊的2024年匆匆而過，這是勤懇勞碌、新變迭出的一年！感謝您一年來的努力，用愛和行動共建香港幸福家園，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回顧過去一年，我們深刻感到團結、信念、奮鬥的力量，將繼續以「共建共榮 共享共贏」新時代工運理念，攜手各界，共謀發展！

年初，立法會終於完成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二十六年的空缺終於填補，進一步完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治建設，這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應有之義，也是「愛國者治港」全面落實的里程碑。國家安全有保障，香港終於沒有後顧之憂，可以聚焦經濟謀發展。

疫後復甦之路並不平坦，香港各界攜手共進，堅毅向前。政府多措並舉，結合中央惠港政策，大力振興旅遊業；善用APEC、「一帶一路」等機遇，拓展海外市場。對應「八個中心」定位，鞏固傳統優勢，打造新增長點，推動香港成為創科之城、全球人才高地。

實現「由治及興」，應以經濟為基礎，以民生為根本，以民心為依歸。工聯會是愛國愛港力量主力軍，實踐「一國兩制」方針的同盟軍。始終擁護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政府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有效施政。過去一年，我們在勞工權益、職業培訓、基層住房、公共醫療、青年發展、婦女權益、灣區共榮等方面建言獻策，受到政府重視和採納。

「弘揚勞動精神，尊重勞動價值」是工聯會一貫主張，今年更首次推出「五·一勞動週」，邀請到特首及多位官員探訪慰問前線工友，並首次邀請到內地勞模訪港交流，堪稱創舉！在工聯會的持續推動下，2025年5月1日正式實施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接下來，我們將在社區展開系列講座，幫助僱員打工仔善用權益，釋除疑慮。

「高高興興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來」，千萬工友是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推動力，也是萬千家庭的頂梁柱。我們高度關注如何杜絕工傷意外。每當不幸發生工業事故，相關工會奔走在第一線，盡全力支援受影響家庭。

建造業、服務業勞資糾紛頻發，工會、工聯會勞工服務中心、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全方位協助工友，同時與政府緊密溝通，希望從政策層面解決問題，發揮工會協商、橋樑功能角色，維護勞工應有權益！

近日中央政府恢復深圳居民來港「一簽多行」政策，香港與內地的民間交流愈加頻繁多元，灣區生活圈已然從構想變為現實。工聯會服務內地港人已有20年，設有6個內地諮詢服務中心，是灣區建設的先行者，近年又新成立了「大灣區社會服務社」，今年更大力服務青年灣區就業、推動跨境養老和醫療，與時俱進服務內地港人。

2024年，完善地區治理後的首屆區議會，工聯會有43名區議員上任，我們盡心履職，做到「上情下達，下情上報」。綜合工會、地區服務處、醫所、進修中心等各福利機構、立法會議員辦事處、區議員辦事處，工聯會的服務網絡覆蓋全港，最廣泛、最多元、最實幹，充分彰顯「工會+地區+福利服務」的獨特優勢！

這一年裡，我們耕耘收穫，守正創新，廣大會員、市民的支持和肯定是我們最寶貴的財富，亦是最大的鼓勵和動力！2025年是充滿機遇，催人奮進的一年，抗戰勝利80週年、省港大罷工勝利100週年，東江水供港60週年，我們將圍繞這些主題策劃豐富多彩的慶祝活動，致敬愛國工運在每一個歷史節點上的貢獻，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此外，「行業模範之星評選」即將隆重推出，我們希望以此平台推動行業發展，重視勞工權益、勞動價值、弘揚勞動精神，構建和諧共融香港。

千言萬語難道盡，千絲萬縷繫心間，再次衷心感謝所有僱員工友的支持，社會各界的幫扶和包容。新的一年，我們將繼續踐行「共建共榮 共享共贏」新工運理念，團結合作，實幹擔當有作為，有理有節護權益，高質發展人為本，服務市民走在前！

讓我們一起打拼，創造更豐盛、更精彩的2025年！

此致
闔家幸福，豐盛美滿！

吳秋北 敬上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3月17日

國兩會圓滿結束。過去一年，成績來之不易。國際局勢複雜多變、內外壓力仍然艱巨，內地生產總值達到134.9萬億元人民幣，錄得5%增長，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過去一年，國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穩健有力，開放程度更高，在科技創新領域成果顯著，文化文明建設更增自信。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理論指引，堅定擁護「兩個確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是國家能夠穩中有進、突破創新的先決條件和根本保障。

今年全國兩會，國家在港澳事務上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政府工作報告強調了「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落實『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原則」這一基本立場。在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之外，政府工作報告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深化國際交往合作」。這一點既是發揮香港獨特優勢之必然，也點出香港應內聯外通、均衡發展的歷史責任。

擴大朋友圈 助力全面深化改革

「走出去」和「引進來」，不只是香港，也是國家治理發展規劃的一部分。2020年5月，中央首次提出「雙循環」概念，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一點也是「十四五」規劃的關鍵詞。近幾年，美英為首的西方勢力對華打壓不斷升級，其政治目的早已暴露無遺。在此形勢下，香港不可能置身事外，必須在國際交往中擴大朋友圈、開闢新領域，助力國家進一步穩固國際地位並擴大影響力。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全國兩會期間發表重要講話，與香港息息相關，深刻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高度關切和戰略部署，對完善香港特區治理具有重要指導意義，非常值得我們認真學習。我們要將其中的施政理念和精神與香港實際情況相結合，形成可行性方案，落實到「愛國者治港」實踐中。

第一，香港需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解放思想，打開思路，不斷除障礙、增動能。要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戰略對接，協同發展。在深度融入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中，尋找新的機遇和突破。要切實建設普惠型、能兜底的共富社會，健全社會保障體系，要有魄力做好全民退休保障，讓港人老有所養，解除後顧之憂，加強社會凝聚力。

第二，香港要成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不僅要吸引人才，更重要的是培養人才。不僅要留下人才，也能輸送人才。人才是科技等各個行業產業發展的保證，隨着AI應用和機器人普及化，一些高重複低技能的基礎工種面臨淘汰，對高新人才的要求也必然趨向普及化，也就是曾經的「高新尖」職業，將會隨着科技升級而逐步演變成「基本要求」。發展新質生產力必然催生新質「勞動力」從而催生新的勞動關係轉型。要有人才，關鍵還是在「自主培養」，不能太過依靠「拿來主義」。此外，近幾年香港幼中小都在應對「殺校」難題，特區政府需要做好提前部署，適應人口結構變化，統籌基礎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以及更積極的人口政策，充實本地人力資源，為國際人才高地打好基礎。

維護社會穩定 全力謀發展

第三，今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也是謀劃「十五五」的重要一年。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所承擔的使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我們必須牢牢記住修例風波時港版「顏色革命」的教訓，不斷凝聚共識，共同維護社會穩定，凝聚力量拚經濟謀發展惠民生。所以，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始終是「一國兩制」最高原則，是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保障，是我們全體港人都應該自覺主動誠心維護的社會共同目標。

學習兩會精神要能融會貫通，舉一反三，要將國家對於社會治理的理論經驗，實事求是地應用到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和經濟民生發展中。香港各界學習兩會精神熱情高漲無疑是「愛國者治港」原則下的一種進步，我們要做的是一步接着一步，堅守初心，篤行致遠。

（刊：文匯報）

2024年8月16日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強調，香港要「識變、應變、求變，通過改革謀發展。」變是永恒，守正創新才能把握歷史主動，香港要認真學習貫徹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破立並舉，進一步推動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促發展，以發展謀穩定，實現香港由治及興，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貢獻力量。

改革要敢啃「硬骨頭」，要向深水區挺進。過往港英政府愛搞「漸進主義」、「實用主義」，有些人表面上追求「穩健」，實質是得過且過，抱着「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心理。香港回歸祖國後，部分公務員隊伍仍以這種心態管治香港，也影響了整體社會風氣。中央明確「愛國者治港」原則，是正本清源，撥亂反正之舉，更進一步是要求特區政府及整個建制派提升管治水平，實現港人對美好生活的期盼。

香港發展需要有為政府
新時代，不進則退，香港必須學習更主動的規劃、更進取的布局及更果斷的執行。我們需要對「結果」和「績效」有更多審視。特別是民生問題，不是程序做了、程序正確便可以了，更不能只是些花拳繡腿、門面功夫，而是要確切、精準地解決民眾面對的問題，為市民帶來更大的幸福感。新時代對「愛國者治港」的要求是「想幹事、會幹事、能幹事、幹成事」，那些可能導致不作為的制度都要改革，以制度要求改革永遠在路上，以制度確保改革落到實處。

香港社會長期就是有一種頑固的「程序主義」、「保守主義」、「官僚主義」，按本子辦事，又不願改革程序、讓程序能更有效地為結果服務造福市民。《決定》其中一個對香港的重要啟示，就是其着重推進系統整體的改革，即更強調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和長效體制機制的建設。反觀香港，長期存在大量「老問題」，正是由於整體機制改革沒有得到重構、系統沒有得以重塑。最近，特首李家超提到，香港處於經濟轉型期，面對挑戰要「識變、應變、懂變」。香港需要「變」，但所要的「變」不是「小修小補」的「變」，而是要有系統性的「變」、思想性的「變」、革命性的「變」。

以往港英政府推崇所謂的「大市場、小政府」，推崇所謂的「積極不干預」，雖未能直指是利益固化，其實就是逃避解決社會問題，縱容政府不作為。香港需要的不是「小政府」，也不是「大政府」，而是一個能主動解決民生問題、主動處理和規劃好香港經濟發展的有為政府。香港需要有變革性的空間規劃，重新配置資源。以往任由市場發展，追求短期利益，很多前沿新興產業都無法發展起來，大量資源投入到金融和房地產炒賣，結果窒礙了香港經濟的全面發展，也限制了勞工的發展。香港政府要有積極有為、主動的政策，規劃好香港未來的產業發展。否則，「蘇州過後無艇搭」，機會不等人。

打破窒礙發展利益壁壘
香港要達至系統性的變革，需要的是對長遠和宏觀發展的理解，對世界大局、國家大勢走向變化的正確研判。世界大局，就是「東升西降」；國家大勢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我們需要對上述發展大局有更充分的認識和理解，然後作出對香港長期發展最有利的決策和共識。香港不單需要有經濟上的轉型，更要有思想上的轉變。以往很多人錯誤地把「西化」當作是國際化和現代化。

時至今日，國際形勢「東升西降」，然而香港社會仍有一些人以「西方買辦」的思維去理解香港的角色和國際地位，只要香港與內地有更多合作和融合，變得沒有他們夢寐以求的極端「西化」，便視為是「去國際化」。事實上，香港需要更加多樣化和多元化，吸納更多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文化、資金和價值，當中自然包括內地，也同樣包括「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以至全世界每一個角落，而非獨尊西方價值。

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提出「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澳門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澳門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我們必須深刻審視是否有與之相適應的條件，包括思想條件和制度條件，政府必須認清世界局勢全盤謀劃，以不負時代不負人民的使命擔當，打破窒礙發展的條條框框和利益壁壘，做好發展創新的基建工作，然後才能提速提質更好發展。

事實上，過去幾年，隨着「愛國者治港」全面貫徹落實，香港已經在改革的路上砥礪前行，新時代屬於勇立潮頭、乘風破浪的人，希望能夠趁着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東風再進一步，推動改革持續前行。香港要審時度勢識變，把準方向應變，守正創新求變，在改革的路上，永遠與中央和國家同心同行！

原文刊於2024年8月15日文匯報

註：該講座是2024年4月13日由勞工處職工會登記局主辦，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協辦的「職工會與國家安全」研討會中的其中一個主題。

2020年，全國人大常委通過《港區安全法》，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工作確立了重要基石和原則，推進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製度和執行機制的健全化。至今年立法會通過《維護國安條例》，補齊國家安全短板，同時也進一步保障了香港的社會秩序和安全，讓我們愛國力量能專注拼經濟。

在維護國家安全上，社會各界皆有其功能和職責。每個界別都應仔細研究，能在新的國家安全形勢下，可以做到甚麼，可能在哪方面貢獻更多。作為工會領袖，自然也責無旁貸，要推動勞工界在國家安全上有所建樹，成為保家衛國其中之一條重要支柱。早前我有幸獲邀作為講座嘉賓，主題正是與國家安全有關，因而我把當中的內容加以整理，寫成這篇文章。

工會在理論和現實中的角色

工人階級是社會上人數最多、覆蓋面最廣的其中一個重要階級。自然地，工會也很容易成為顏色革命籠絡的「目標對象」，被人利用作為顏色革命的工具。從歷次的顏色革命，包括港版的顏色革命，我們清楚見到工會如何被幕後操控，積極參與顏色革命，在整場顏色革命中佔相當大的成分，甚至作為先鋒和先頭部隊。我們必須有所警惕，時刻警鐘長鳴，特別是作為工會一份子的，更要留意。

工會，就是工人的組織，維護工人權益。最早的理論之一，來自十九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在漫長的人類歷史，工會理論只有百多二百年，工會理論的出現只屬近代的事情。從理論當中，我們可弄清楚當中的各種關係。其中，1844年的《共產黨宣言》，正是在工人開始萌發的時候出現。當中有關於工人運動的部分提到：「工人也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原來沒有的東西。既然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確定為民族；所以它本身暫時還是民族的，不過這完全不是資產階級所理解的那個意思。」

這段說話的辯證性，比如工人究竟有祖國還是沒有祖國呢，當中有其辯證比擬在其中。最初這理論出現時候，工人組織沒有獲得承認和肯定，需要通過鬥爭確立起社會地位。在馬克思來說，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所以要通過國家機器去進行統治。他的理想是，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所以他說工人無祖國。這對於馬克思來說是對的，因為通過無產階級的團結，才有可能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由無產階級統治的沒有剝削和壓迫的社會。這是在理論層面上看。

但在現實中，不論工人還是資產階級，不論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歷史告訴我們，始終都是要有自己的祖國。更何況，我們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我們更加要樹立工人在政治上的統治。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雖然香港實行資本主義，但我們國家領導人和中央都一直說，建設好我們的社會主義和香港的資本主義。國家在主體上，必然也必須是社會主義。不過，國家還是允許資本主義的存在，作為對社會主義的補充。這就是「一國兩制」的基礎。在這層面上，我們更要強調工人階級和工會維護國家安全上的意識。

工運與社會穩定

總括來說，工人運動包括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例如國際工人協會就每日八小時工作的標準工作制的鬥爭，以及香港當年的海員大罷工，這些都是經濟鬥爭，因為都涉及工人待遇的問題。我們需要站出來鬥爭和罷工。政治鬥爭也有很多。馬克思也提到，工人應當摒棄「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資」這種觀念，要鼓動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奪取政權。所以按照他的說法，便要進行政治鬥爭。

中國的工人階級運動，也只是近一百、二百年的事。十九世紀中葉，在一個很特殊的背景出現。當時我們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近代以來，香港在1840年鴉片戰爭被迫割讓，被殖民統治。所以香港很早也建立起民族意識，而工運很早便存在強烈的民族意識。雖然在早期，口號上會說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不談民族。但近代以來，不論資本主義社會，帝國主義殖民擴張，都帶有很強的種族意識。所以在現實當中，我們始終要維護我們自己的民族。如果自己的祖國受到侵略、掠奪和剝削，很多時工人階級也會受到剝削。在這特殊環境和政治形態下，自然形成了工人與民族意識的互相連結和依存，互為推動和影響。工人爭取權益，向資本剝削說不，同時也是向資本支持下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說不。

到了現代，時代不同，做法也不一樣。我們與時並進，不時調整，通過不同的手段去達到工運的目標。現在已形成一種穩定的、制度化的、社會化的工人運動。比如我們要去職工局登記，成為一個合法的工會組織。我們也有各種談判機制，勞資官三方的協商機制等等的制度。經過這些制度化過程進行維權，維護勞工權益。

不論工運的形式如何、手段如何，根本的出發點，還是在於維護勞工權益。這是一個永遠不變的初心。工運的目的，從來不是要搞亂社會，製造事端，更不屑與西方霸權同流合污。我們維護工人權益，與資本剝削和霸權對抗。有時可能會影響社會運作，但影響社會運作最多只是手段，而非目的，這個影響也盡可能維持在合理、最低限度的水平。因為社會穩定，工人辛勞的成果才能獲得保障。保證社會穩定，經濟繁榮，讓人人都能靠雙手獲得有尊嚴的收入，為家庭帶來美好幸福的生活，這就是我們的初心，為人民服務的初心。

香港工運的發展

過去香港近百多二百年來，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始終還是以經濟鬥爭為多。其中在1858年、1884年受到殖民侵略、帝國主義侵略，才會有比較多的純粹政治鬥爭。

1920年之後，維新革命引入西方各種思潮的時候，以至到五四時，我們開始有一種現代工運的意識。伴隨著這種工運意識的成長和興起，我們不斷強化愛國主體。後來的香港海員大罷工、省港大罷工，一路發展起來。省港大罷工，是純粹的政治性，因為受到帝國主義的欺負。

到1967年的反英抗暴，這個我們不能迴避，黑暴份子便經常刻意拿來比較，來試圖污衊工聯會或正當化自身行為。在反英抗暴期間的社會環境，工會的運作以至打工仔的情況都受到很大的壓抑，所以一有勞資糾紛，便造成社會極大的反響和抗爭，出現反英抗暴。這恰恰證明如果本身法律不健全、制度不健全，便會形成很尖銳的矛盾。所以我們見到，1967年之後，便出現了首條的《僱傭條例》。雖然這個《僱傭條例》不是當時鬥爭的目標，但當時的港英政府也發覺，如果沒有一個制度化的法律規範，工會、群眾和政府之間的矛盾就會很尖銳。但黑暴期間的暴動和罷工，以至一連串的暴力行為，當中既沒有任何群眾基礎，也並非工人權益事件所引發，而是赤裸裸地為顏色革命服務。兩者不可混為一談。

直到90年代，1997年回歸，在一國兩制過程當中，香港工會力量始終是支持回歸和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大群眾基礎。因為我們始終相信，「一國兩制」的成功，就是工人階級的成功，就是對勞工福祉最佳的安排。

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一國兩制的最高標準、最高原則，就是維護國安主權安全發展的利益，即政權、主權、統一的領土、人民的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等這些國家重大的利益，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國家安全永遠在路上，因為國家安全是動態的，要持續推進和保持安全。它的範圍很廣，如果我們沒有保持上述的定義，我們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將會受到威脅。

工聯會在維護國家安全上，落實《基本法》第23條的進程當中，二十六年來從不缺席每一個環節，都是旗幟鮮明去維護國家安全。2003年我們也是站在最前線、旗幟鮮明去表示支持，從不退縮。接著的反黑暴、反港獨、反非法佔領等，我們都從不缺席。作為工會，在這些事件上，必須要站出來，因為這影響到我們打工仔的切身利益。黑暴期間，經濟活動受到嚴重窒礙和破壞，便是最好的例證。

顔色革命與國家安全

對國家安全威脅最大的因素之一，就是顏色革命。這是一種外部勢力透過與內部勾連，推動內部破壞的一種手段。在這裡，我們會談一下顏色革命慣常採用的手法。

顏色革命之父基恩·夏普（Gene Sharp）提出的非暴力政權更迭理論，羅列了198種手法，以實施所謂的「非暴力」顏色革命、政權更迭。其中有多達22種不同層次、階段的罷工，當中包括象徵性罷工、特殊群體罷工、日常產業罷工、限制性罷工和跨行業罷工等。除了罷工，還有勞工出走、勞工抵制、反罷工和留守罷工等與勞工相關的手段。實際上，勞工在顏色革命的角色，就是把社會的經濟利益和運作作為政治籌碼，威脅癱瘓經濟活動來獲得政治讓步，甚至迫使政治下台和更迭。但代價是很明顯的，就是社會動蕩、經濟癱瘓，是一個犧牲勞工權益以促成政權更迭的手段。

美國中央情報（CIA）在上次的港版顏色革命非常活躍。它通過美國民主基金會（NDI）收買一些工會去搞顏色革命。另一個索羅斯，1997年曾試圖衝擊港元，表面上是炒家一名，其實背後有很強的政治使命。他創立了一個開放社會基金，並通過這個基金搞顏色革命。所以表面上一個是搞研究的博士、一個是搞金融的大鱷，實際上就是顏色革命的推手之一。美國策動的顏色革命，概括來說有12招，其中第四部分就是以金錢收買當地的工會勢力，利用工會領袖發動所謂的革命。這是我們在顏色革命中見到的。

顏色革命黑手通過收買當地工會搞顏色革命，我們可說是身歷其境，深受其害。在2019年的港版顏色革命，我們香港不少工會參與其中，其中包括醫護、教師工會，明目張膽地搞所謂的「三罷」（罷工、罷課、罷市）。這種有政治性、有目的地去顛覆、癱瘓特區政府的政權，其實是一種非法罷工。這與爭取僱員勞工權益、僱傭條例所規定的權益或勞工的條件等等沒有任何關係，純粹就是通過罷工來癱瘓社會，從而達到其顛覆政權的根本政治目的。這種就是在國家安全條例下不能容許的，是違法的，所以我們特別需要警惕。為何我們工聯會在2019年的時候要旗幟鮮明去反對「三罷」？就是因為「三罷」損害到我們打工仔的根本利益，損害到我們國家的利益，損害到香港的整體利益。其他地方的一些罷工，有東歐的顏色革命、烏克蘭的、2010至18年期間的阿拉伯之春，這些都是存在罷工和工會的參與，通過CIA支持的非政府組織來進行，搞亂社會，最後令原有政權不保，達到政權更迭的目的。這就是慣常的手法。所以我們必須警惕。我們無法阻止別人去當漢奸、賣國賊、反中亂港份子，但我們選擇正確的路，潔身自愛，旗幟鮮明支持愛國愛港事業，為維護工人權益、維護社會穩定和維護國家安全作貢獻。

工會愛國及維護國家安全的使命擔當

在國際新形勢、國家發展新形勢，以及在愛國者治港和國安條例得以全面健全的新形勢下，我們一方面要守法，一方面更要做好我們工會自身的建設。在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和完成國安法下，要更好地遵守國安法。在這些法律框架下依法維權，這是我們的使命。

一方面我們要講政治，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高度自治權的統一。一國兩制是我們在政治層面上要維護的。我們也要通過認識國家、弘揚愛國主義精神，認識國家的過去、現狀、歷史，以加強愛國意識。

我們也要提高我們參政議政的水平，因為我們是這個社會參與的一份子。現在我們的立法會，為何會有勞工代表、工會的代表在內？這是因為我們參與其中，所以我們要讓參政議政的水平不斷提高。參政議政水平的提高，才能更好地從體制內爭取勞工權益、爭取市民權益，建立起人人有機會的社會，剝削、壓迫不再的社會。

此外，我們更要加強法例對勞工權益的合理保障，完善勞工相關的立法，不斷推進勞工權益。在新的形勢下，我們要弘揚勞動精神，建立起社會對勞動尊嚴的肯定，激發工友有更大的社會建設的熱情。通過凝聚人心，做好我們工友服務夯實由治及興的社會基礎。社會勞工穩定，由治及興也穩定。

我們也要有一種鬥爭精神，敢於鬥爭、善於鬥爭，與一切反中亂港份子作鬥爭，抵禦各種風險，特別是國家安全風險。同時也要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有效施政，改善民生。因為改善民生，促進高質量發展，也是令打工仔得益、社會穩定的一個重大因素，所以我們要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中共中央昨日舉行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下稱「座談會」），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深切緬懷鄧小平為國為民的不朽貢獻和崇高風範。正如習近平主席所指出，鄧小平同志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偉大的一生。他對黨、對人民、對國家、對民族、對世界作出了突出貢獻，功勳彪炳史冊、永勵後人。

鄧小平被譽為是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改革開放」，為我國發展奠定了重大基礎。「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偉大號召，家傳戶曉，成功帶領了我國走出了新道路、新局面，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鄧小平也提出了極具創造性的「一國兩制」構想，指導港澳實現平穩順利的回歸，為統一事業帶來了新的局面，也是新時代解決台灣問題總體方略的重要構成。藉着緬懷鄧小平，讓我們更深入理解「一國兩制」，也讓我們能更全面、準確貫徹這一偉大方針，堅定不移地反對「港獨」和「台獨」，守護香港，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上述的成就，都是歷史性的，也為我國和世界帶來顛覆性的改變，讓中國人民過上小康生活，讓中華民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新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東方，贏得了中國人民的擁戴，也贏得了全球人民的廣泛尊敬。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鄧小平同志的歷史功勳是全方位的、開創性的，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是深刻的、長遠的。」

在鄧小平120周年誕辰，我們既要緬懷他，更要學習他的精神。鄧小平在1985年便說：「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須做的事，儘管是有風險的事。」

今時今日，世界格局深刻調整，香港更要把準方向，主動變革。變革固然有風險，但一成不變、墨守成規，則是不進則退，必然衰敗。我們應學習鄧小平的精神，細心總結經驗，大膽推動改革，讓香港得以轉型發展，讓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取得更進一步的成功！

上月閉幕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當中便提出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香港在新時代國際紛亂形勢和科技革命下，在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歷史巨輪下，必須全面深化系統性的改革，才能掌握主動，突破滯礙，更好發揮自身優勢，更好為香港的「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奮鬥，為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奮鬥，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奮鬥！這是我們對他最好的紀念。

原文發表於《大公報》

工資決定於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敵對的鬥爭。

勝利必定屬於資本家。資本家沒有工資能比工

人沒有資本家活的長久。

最低的和唯一必要的工資額就是工人在勞動期

間的生活費用，再加上使工人能夠養家糊口並

使工人種族不致死絕的費用。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在工資問題上，香港有一個特殊群體，這群體只佔勞動人口的0.6%，約1.77萬人，是最不能自我保護、最沒有議價能力的一羣，也是最不願意躺平的一羣。

在工資問題上，香港還有一個特殊僱主群體，這群老闆人數或是少數，但一發聲便代表全體老闆，個個體面光鮮，卻觀感予人是最錙銖必較的一羣。

最沒議價能力的一羣遇著最錙銖必較的一羣，在最低工資問題上更充分體現各自之「最」，可是社會公義和名聲卻因此蕩然無存，社會再繁榮發達也並不光彩！由此可見，僱員和僱主之間的意識形態矛盾確實是無法調和。資本的邏輯就是：老闆主動加薪哪怕再多都可以，但被動加薪哪怕再少，就是不願意！不是加多少的問題，而是由誰加的問題。

何以這樣？且聽道來：

最新最低工資的安排

最低工資委員會建議採用方程式以實行一年一檢，新機制得出的首個最低工資水平，將會在2026年5月1日生效。方程式設計可用以下公式表示：每年法定最低工資的調整幅度（%）= 整體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按年變動率（下限為零）＋「共享經濟繁榮」因素*

*「共享經濟繁榮」因素為「（最近一年的實質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 – 最近十年的實質本地生產總值趨勢增長率）× 20%」。這因素的上限為1%，下限為0。

由於上述兩個組成部分的下限為0，也因此該方程式屬於「可加不減」機制。最低工資按照這兩個因素調整，有其原因。第一，最低工資以甲類消費物價指數（開支較低住戶購買商品或服務的價格水平）來調整，目的就是讓最低工資的增長，足以抵銷通脹，特別是低收入家庭所面對通脹壓力尤其大。所以，薪酬增長至少可抵銷通脹，是普遍合理預期，爭議不大。

第二，最低工資應反映經濟增長變化，讓收取最低工資的勞工可分享經濟增長成果。即除了抵銷通脹，還應該有實質性的增長。

有報道便引述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說，新的方程式是勞資雙方都能接受的共識，相信計算出來的加幅會符合經濟情況，未來亦不需要再經常爭拗如何釐定最低工資水平。當然，還是有商界人士存在一些質疑和迷思，例如認為公式沒有考慮商界的負擔能力，甚至聲稱最低工資會導致商界的成本暴增，削弱競爭力，最終業務萎縮，引致惡性循環。

所謂競爭力迷思

首先，說到競爭力，我們很多時以新加坡與香港作比較。在2022年8月15日，新加坡零售業勞資政工作組公佈對零售業漸進式薪金模式（Progressive Wage Model）的建議，由2022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把零售業低收入僱員的總月薪增長設在18%，複合年均增長率則設在8.4%至8.5%，最低總月薪（包括津貼及績效獎金等可變動薪資）為1,850新加坡元（以當時匯價1新加坡元大概等於5.7港元計算，即等於約10,500元），至2025年9月1日達到超過2,175新加坡元。當時新加坡共有約1萬4000名收銀員和零售助理的月薪低於1,850新加坡元。在2023年2月，新加坡人力部宣佈，餐飲業也在同年3月1日開始實施漸進式薪金模式，快餐和超市熟食檔員工薪金上漲至1,750新加坡元，2024年同月增至1,915新加坡元，到2025年同月達至2,080新加坡元，涵蓋至少2.6萬名全職員工和1.5萬名兼職員工。（因應漸進式薪金模式，新加坡政府也設有漸進式加薪補貼計劃，資助加薪額由30%至50%不等。）

新加坡推出了這樣進取的薪金模式，是否代表新加坡將會失去競爭力，香港比新加坡將更有優勢？新加坡人力部長近日發表勞動節獻詞時說：「政府已將漸進式薪金模式擴展到零售業、食品服務業、垃圾管理業、行政人員和司機行業等領域和行業。每10名低收入工友中，已有多達九人受惠於漸進式薪金所涵蓋的範圍。」用香港商界的思維，新加坡理應完全失去了競爭力。然而事實是新加坡2024年2月的零售業銷售額，與2023年同比增長8.4%，表現強勁，獲得不少經濟分析師唱好，認為有望繼續增長。

勞工不是機器，而是有感情的。銷售和餐飲都是服務行業，員工表現對服務品質影響很大。僱主爭相壓低員工的工資，導致勞工要長時間工作才能維持生活，甚至如何工作也無法應付生活壓力。這樣被壓榨下的員工，如何能提供好的服務？如勞工努力工作，也只處於僅能糊口的狀況，如何能提升自身？結果，勞工無法提升，服務不好，生意慘淡，如是者，僱主為維持經營再壓縮成本，進一步對僱員壓榨，這才是對競爭力最大的損害，才是最大的惡性循環！當商界以持續壓榨勞工為出路，政府便有責任撥亂反正，保障勞工權益。這既是對社會負責，對勞工負責，也是在促進商界跳出惡性循環，提升業務，增加質量，提高生產力和競爭力的有效動力。

香港部分商界人士，或許是習慣了壓榨式對待員工，忘記了生意之道，是把僱員視為自己的夥伴，同甘共苦。最低工資現時每小時只是40元，按照這個水平，就算是新機制下，可能只是加一至兩元。為何非得要和這最弱勢的一群過不去呢？就算沒有法例要求，給底層員工每年加這麼一丁點，有必要如此這般的「算死草」？這樣的調薪，大部分正常營運的企業，應付綽綽有餘。如果一家企業，連最底層員工應有的最基本工資都付不起，便需要檢討經營之道，而不應甩鍋「最低工資」。「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的生動寫照不需再現。

事實上，最低工資只是一條底線，是社會對最底層員工最起碼的生活保障的底線，讓他們可以最低限度用自己的勞力，換取一個合理、能應付基本生活的收入。如果社會連這樣的底線也沒有，勞動便失去了應有的意義和尊嚴，這對社會進步危害深遠。

所謂成本增加的迷思

其次，最低工資對經營成本的影響非常有限。一方面，收取最低工資的底層員工，基本上佔極少數。比如按照勞工及福利局長孫玉菡的說法，現時領取最低工資的僱員人數，只佔勞動人口約0.6%，大概只有1.7萬人。商界有所謂的「漣漪效應」。現時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大概2.1萬元左右。收取最低工資的，如每月服務150小時，加兩元的結果，是每月只多了300元而已。對月入2.1萬元的員工來說，300元只是人工的1.4%。一般企業加幅都比這高；加得太少，很可能的結果是，企業留不住人才，就是僱員「炒老闆魷魚」，所以所謂「漣漪效應」，更多是製造假象、危言聳聽。更何況，底層員工的人工加幅其實對其他員工（特別是中高層的員工）影響微乎其微，甚至不成其為參考指標。

所謂漣漪效應的迷思

另有一種奇談，說的是以飯盒價格上漲為例，聲稱從以前的20多元漲至現在的幾十元。事實呢？就算沒有最低工資，香港的物價也是在持續上升的。在上世紀80年代尾至90年代，沒有最低工資，但物價指數的升幅大概維持在每年8-10%，最高為1991年的11.6%。顯然，物價上漲並非最低工資所致。在2023年，最低工資調整由37.5元升至40元，升幅6.7%，而2023年的物價水平只按年增加了2.1%。實際上，2015年至2023年每小時工資中位數的增幅為27.3%，而這段期間的最低工資加幅只有23.1%。當中，最低工資2021至22年被「凍薪」，37.5元維持了4年。這可以證明，最低工資並非物價高企的關鍵因素。反而，百物騰貴的最根本原因，更多是其他方面的成本，尤其是租金成本。那麼，如果商界這樣憂慮成本和競爭力，為何從不要求規管租金水平呢？不規管一下地產霸權？！所謂的「漣漪效應」，是偽命題，更是一種恫嚇手段，更多是針對沒有議價能力卻又堅持勞動的底層員工的壓榨、利益最大化的貪婪話術！

打破迷思，達至共贏

在勞工權益上，香港為最底層員工所做的實在太少。為最底層員工，做這麼一丁點最基本的法例保障，理所當然，理應獲得更多和更廣泛認同。全球首個最低工資由新西蘭於1894年制定，全球爭相仿效，現時大多數國家/地區均設最低工資標準，以此作為對收入不均的一種調節，作為對底層勞工權益最基本保障。如果最低工資是洪水猛獸，會嚴重破壞競爭力，為何各地還會實施？香港不是唯一實行最低工資的地區，但香港到2011年5月1日才開始實施最低工資，在勞工權益的保障上遠遠落後於全球趨勢。香港在勞工權益保障上，只是處於起點。本屆政府優化最低工資機制，提高對勞工權益保障的重視，值得肯定。

前述少數老闆所代表的商界及其意識形態，其實是不會用自己的利潤給員工發薪、加薪的，老闆從來都是讓消費者為員工發薪、加薪埋單的；商品價格是商品銷量的關鍵因素，定價權在老闆，這就解釋了有的老闆堅決抗拒最低工資的原因。只是這樣一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還能持續嗎？老板當然可以說，能否持續不是他要考慮的，他只考慮如何壓低成本，追求更高利潤；要考慮就讓政府考慮去！那就要支持政府訂立最低工資標準了！

事實上，資本主義從野蠻發展到現代，工資調整是達到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合理的工資才能產生消費動能，刺激經濟發展。市場不是靜態的，也不是零和遊戲。老闆資本家要是利益全取，經濟難以活起來，唇亡齒寒那就變成「攬炒」了。所以，老闆雖心不甘情不願，還是需要政府合理干預的！

最低工資新機制最終能否讓底層僱員分享經濟發展成果還未可知，儘管可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其立意是對的，各方走前一步才能有繼續走向前的可能，勞資雙方還是達成了共識願意接受，政府及時檢討機制，化解了協商機制的崩壞，這是由治及興，各利益相關方達至共贏的結果。期望這是香港新型勞動關係發展的標誌。

2024年3月7日

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二次會議召開第二天上午，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丁薛祥和香港代表一起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本想爭取機會向中央領導建言，但由於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工作，請假回港，只能以書面表達。

在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愛國者治港」原則貫徹落實，香港撥亂反正，聚焦經濟民生發展，實現由亂到治到由治及興的轉接，社會發展迎來新的機遇和挑戰。過去一年，中央港澳辦成立，香港新一屆區議會成立，從中央到特區，管治香港架構系統改革基本完成，社會恢復穩定，為經濟發展、改善民生，提供了基礎。「一國兩制」實踐取得重大新成果，具里程碑意義。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談到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推進祖國統一問題時指出，要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增強港澳同胞的愛國精神，形成更廣泛的國內外支持「一國兩制」的統一戰線。堅決打擊反中亂港勢力，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今天我發言的主題是《團結一心建香港，展現愛國愛港隊伍新氣象》，「團結」「有為」是愛國者治港新篇章的必然要求，也是愛國愛港隊伍展現给香港市民，以致全世界的新氣象。能做到這一點，

首先，與黨中央和國家的指引分不開。在「一國兩制」實踐新征程上，「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這一原則被賦予新的活力。港澳辦夏寶龍主任一年內兩度親臨香港調查研究，與社會各界，包括普通市民良好互動，進一步拉近了中央與特區的距離，讓「全面管治權」變得具體且親切，也是生動的寫照。另一方面，夏主任訪港的時間點都很關鍵，一個是完善地區治理立法前，一個是二十三條立法前，都為社會各界團結一心，完成重大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意義重大。

第二，與愛國者治港原則的貫徹落實分不開。習總書記在2022年七一重要講話時對香港提出「四個必須」，其中就有必須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堅決打好政權保衛戰、守護好管治權，任何時候毫不動搖，唯有如此，才能保證香港長治久安，逹至繁榮穩定。黑暴港版顏色革命讓香港付出慘痛代價，證明愛國者治港、維護國家安全是社會由治及興的基礎，要時刻謹記，堅決貫徹落實。特別是面對美西方勢力的不斷抹黑和無恥政治操弄，甚至制裁，愛國愛港力量更要堅定自信，勇於承擔，敢於斗爭、善於斗戰！

第三，與執行行政主導分不開。過去一年，香港推出多項刺激經濟，改善民生的措施，香港各界謹遵習總書記的囑託，積極配合特區政府依法有效施政。重中之重是從立法改革到區議會選舉，順利完成完善地區治理的最後一公里，在社區築牢維護國家安全防線的同時，也讓治理能夠從政府直達社區，大大提升了施政的效率和質量。

第四，與愛國愛港社團鄉團的團結合作分不開。新的政治格局讓愛國愛港鄉團社團有了更大的發揮空間，也承擔著更大的使命，對特區治理具有前所未有的參與度，這便更講求大格局、大團結。一方面，在本屆人大代表中，很多都是香港主要社團的領袖、代表人物，既要代表一方利益，更要以國家和香港整體利益為重；另一方面，在新一屆區議會選舉中，具有鄉團背景的參選人也明顯增多。這也對傳統政黨格局形成新的合力，「共建共榮 共享共贏」的政治理念是大勢所趨，也是新時代對愛國愛港隊伍的必然要求。

團結一心建設香港，是愛國愛港隊伍共同的使命，絕不能流於口號。團結是為了更好地幹事業，我們的事業要靠真操實練才能做出成績，愛國愛港隊伍新氣象還是要落在「建設」的實際行動上，接下來，愛國愛港隊伍要把過去被帶偏跑散的人心攏回來，共同拓闊做深團結面和程度，徹底改變政治生態，更好維護社會穩定和發展基礎。我們還要將這次會議精神帶回香港，發揮人大代表橋樑和紐帶的作用，將黨中央的指示落實到具體工作中，以愛國愛港隊伍通力合作，發揮帶頭作用，推動全社會團結奮進，共同為香港經濟民生建設，為國家現代化強國建設、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做出應有的貢獻！

2024年2月2日

政府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進行公眾諮詢。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正如特首李家超所言，世途險惡豺狼當道，香港縱然「君子」也須防範「小人」，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及執行機制，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立法可補齊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工具，為香港由治及興補上重要的一塊拼圖，為香港「興」的動能奠定基礎。各界要積極協助政府做好解說工作，確保立法工作能以速戰速決之勢，完善、穩妥、周密地完成。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是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過去，反中亂港分子散播各種歪理謬論，煽動市民阻撓特區政府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進行立法。背後目的，就是希望沒有國家安全相關法律，特區政府就算感受到、看得到國安風險，也是束手無策、無可奈何；沒有國家安全相關法律，反中亂港分子就可以肆意進行各種危害國安的行為。修例風波期間，反中亂港分子進行暴力破壞活動，公然挑戰國家主權，到處宣揚「港獨」，甚至向青少年、兒童灌輸各種極端思想。2020年，中央出手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黑暴活動才得以平息，香港社會秩序得以全面恢復，實現由亂到治。商家再不用擔心被人打砸搶燒，市民和遊客的人身安全也得到保障。政治長期動盪，經濟活動無法正常進行。沒有國安法更談不上人權、自由的保障。現時，黑暴分子仍死心不息，仍在進行「軟對抗」，勾結外部勢力，不斷散播反中亂港意識，密謀捲土重來。我們必須要建立好能防範「港獨」的「免疫機制」、織好抵禦外部勢力的「安全網」，讓香港社會秩序和國家安全得到保障。

結合地區力量為立法作解說

現時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最佳時機，而且越快越好。在落實「愛國者治港」以來，行政立法關係大幅改善，社會各界也團結起來。社區治理層面有「關愛隊」和區議員，能協助政府向公眾解說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重要性、迫切性，以及對香港社會發展的正面作用。政府也設立了多隊專隊負責解說工作，並設立「應變反駁隊」回應網絡上的抹黑。在政府宣布啟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諮詢後，社會各界紛紛表示支持立法，體現充分共識。

維護國家安全是國際慣例。2021年初，美國國會山莊也出現嚴重暴動，事件發起人在社交媒體號召衝擊美國國會。最終，美國警方拘捕了850多名參與者，美國司法部以涉嫌煽動叛亂罪起訴為首的11人，有份策劃的「驕傲男孩」兩名頭目分別被判處17年和22年監禁，而極右翼組織「誓言守護者」創辦人羅德斯被判18年監禁。去年7月，英國正式通過最新的《國家安全法案》，將「外國干預」列為刑事罪。根據英國《國家安全法》，若有人公開且持續地呼籲外國對英國本國實施制裁，便可能觸犯「破壞罪」和「外國干預罪」。近年來，西方國家不斷推出更多更辣的國家安全法，甚至泛化國家安全概念，作為打擊別國的工具，他們的詭辯和謊言必須被認清。

有效應對未來複雜多變局勢

正如李家超所言，世途險惡豺狼當道，香港縱然「君子」也須防範「小人」，我們需要盡快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讓香港社會得到應有的保障。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及執行機制，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我們要立一條管用、具前瞻性、能應對未來複雜多變局勢的法例。各界要積極協助政府做好解說工作，確保立法順利進行，讓公眾認同和理解立法用意。工聯會作為工人組織，一直旗幟鮮明，以實際行動支持推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我們將一如既往，用最大力度支持配合落實立法工作，並堅決與反中亂港以及一切境內外反對立法的勢力作鬥爭。社會各界要全力支持立法工作，展示我們的團結，以及維護國家安全的勇氣、決心和意志！

2024年3月21日

香港已經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在這前後，美西方反華勢力操作連連，對23條立法加以抹黑，還不斷借各種機會唱衰香港。猶記得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這類造謠、抹黑和唱衰論調也曾頻繁出現。然而真金不怕火煉，到了今天，全球大多數民眾對香港的未來依然信心滿滿。特區政府去年12月公佈的調查顯示，2023年母公司在海外及內地的駐港公司數目達9039家，恢復至疫情前的高水準；初創企業更由272家增加至4257家，創歷史新高。這些數據無疑是對外界抹黑的有力回擊，充分證明了香港的投資吸引力依然。

反華勢力的「認知作戰」，其實都是同一套路，主要有三種「論述」。首先是「取代論」，聲言香港會被某某地區取代。這些地區，可以是香港的主要「競爭對手」新加坡，也可以是其他中國的城市，比如澳門、深圳以至上海。事實上，香港與新加坡是良性競爭，跟其他中國城市也是互相補足，合作多於競爭。香港是無可取代的，關鍵還是在於，香港自身要爭氣，把握國家發展機遇，做好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國家十四五規劃，確立香港「八大中心」的定位，既有四個傳統中心，即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商貿中心、國際航空樞紐中心，也包括四個新興中心，即亞太地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這個獨特地位、角色和使命，獲得中央全力支持，「取代」與否，輪不到反華勢力說了算！

第二種「論述」，是說「一國兩制」已死，說香港內地化，甚至與內地普通城市無異。類似的論述，也並不新鮮。美國國務院2020年便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把香港與中國大陸其他城市「一視同仁」，香港不再享有特殊待遇。美國製造「已死論」的劇本早已上演。事實上，變的不是「一國兩制」，而是在地緣政治和中美緊張局勢升溫下，反華勢力更著力試圖利用香港來推動他們壓制中國的崛起。顯然，這些「攻勢」並無奏效，外界依然肯定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其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評估報告，持續肯定香港作為主要國際金融中心。菲沙研究所發布的《世界經濟自由度2023年度報告》，香港繼續位居前列。這些足以說明，反華勢力的「內地普通城市化」的論述不攻自破。

第三種「論述」更為誇張，說香港「玩完」，甚至是「國際金融中心遺址」、「國際航運物流中心遺址」，製造香港風光不再的假象。事實上，香港不單現時仍是世界主要的金融中心、航運物流中心、商貿中心等等，前景更是一片光明。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上月來港考察，以事實和數據證明香港強勁的核心競爭力及走向更好明天的實力和能力，指出香港的發展前景不是誰想『唱衰』就『唱衰』得到的！香港背靠祖國，既有中央全力支持，也有大量獨特優勢（包括地理優越、政策便利營商、簡單稅制和低稅率、健全的司法制度和金融體系、自由兌換貨幣、貨幣穩定、零關稅的自由貿易港等等），前景之美好，毋容置疑。種種刻意為之的視而不見和抹黑攻擊，除了居心叵測，實在找不到其他解釋！

以上種種論述，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打擊信心：打擊對香港的信心，打擊全球投資者和人才對香港的信心。所以，我們必須對「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有更正確的認知，把準方向，堅定自信。現時香港正處於黑暴、疫後的復蘇期，全球經濟不景，美國加息，代理人戰爭持續，自然經濟發展受壓。世界其他經濟體也有類似情況，新加坡去年全年的經濟增長只有1.2%，反觀香港去年全年的實質增長為3.2%。同樣面對複雜的外圍環境因素，香港的表現略勝一籌，不正是「一國兩制」獨特優勢之體現？

先有中國崩潰論未遂，又拋出香港崩潰論，都是一樣伎倆，都注定只是美西方勢力自欺欺人的小丑劇；所有抹黑只會自黑；所有「死亡論」只會自取滅亡；所有「崩潰論」只會自我崩潰；所有「做空」香港，只會自空；所有「去香港中心」的，都會自被我邊緣；所有攻擊香港的，都只會搬起石頭自砸腳，奉勸與自身利益過不去的資本，在美國淫威下左搖右擺，為虎作倀者，自求多福，好自為之！

文章發表於《環球時報

》